1950年，郑洞国去看病，路过北京时，被周总理叫来家里吃饭，席间，周总理问他：“如果我们出兵朝鲜，能打赢美军吗？”郑洞国随后说了一个故事，直接把周总理逗乐了。 1950年的北京站，一列短暂停留的火车，成了一位国民党败将人生的转折点，车上坐着的是郑洞国，此时正拖着病体打算去上海求医，但他没想到，自己还没来得及换乘，警卫员就已经敬着礼立在了面前——周恩来总理想见他。 那一年，新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战略抉择，朝鲜半岛战火烧到了家门口，到底要不要出兵？能不能打得过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人？当时的中央高层内部争议不小，毕竟从工业底子到武器装备，中美之间的差距不仅是“几条街”，简直是时代的鸿沟。 在这个节骨眼上，周总理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一位刚刚放下武器不久的国民党将领，郑洞国的回答简单得让人咋舌：“打得过。” 在许多人的认知里，国民党军队是被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照理应该最迷信美械火力，但郑洞国偏偏是那个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人，他的底气，源于1942年他在印缅战场的亲身经历。 那时候，郑洞国是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军长，跟在史迪威麾下，和美军有过深度接触，在密支那战役中，他冷眼旁观了美军的指挥艺术：两个美国指挥官轮番上阵，攻城毫无章法，只会拿士兵的命去填，伤亡巨大却寸步难行，最后烂摊子还得交回到郑洞国手里来收拾。 他在餐桌上对周总理剖析得入木三分：美国人也就是仗着装备好、后勤足，真到了战场上，那种为了胜利不要命的“气”，他们没有。 甚至在长途行军时，这些“少爷兵”嫌累，敢把重武器随手扔掉，反正到了地头等着空运补给就是了。 周总理听完笑了，这些极具战术价值的细节，后来甚至成为了志愿军战前分析的重要参考坐标。 然而，要让郑洞国开这个金口，新中国方面其实花了整整两年的“水磨工夫”。 在1950年那次北京之行中，除了分析美军，周总理还提到了两年前那一封没送到的亲笔信，总理以当年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依然把他当作学生来看待：“不管有没有信，你最后走的路是对的。” 这句话，把郑洞国从“愚忠”的死胡同里彻底拉了出来，他曾以为忠于蒋介石就是忠于革命，直到现实的重锤砸碎了幻想，又被新政权的宽广胸襟重新拼接起来。 他在养病期间开始阅读毛主席的著作，那是他第一次真正从理论上审视自己失败的原因，也是第一次理解为什么“小米加步枪”能打败他的美式装备。 周恩来的关怀和信任，成了压垮他心理防线的最后甚至是最温暖的一根稻草，面对朝鲜战场的风云变幻，当总理需要专业意见时，郑洞国终于不再把自己当外人，毫无保留地贡献了自己的经验。 1952年，养好病的郑洞国终于决定“出山”，正式接受了新中国的任命，那个曾经只想在哈尔滨默默了此残生的败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致力于国家建设的国防委员会委员。 到了晚年，他常把周总理视为再生恩师，直到1991年临终之际，他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海峡对岸，希望能看到祖国真正统一的那一天。 信息来源：《郑洞国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