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95岁高龄的他被赶出了自己的家，短短两个月就郁郁而终，至死也没能再看一眼海峡彼岸的故乡。 他著作等身，与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他出生名门，一生致力于历史和教育事业，创办著名的香港中文大学，他就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穆。 他被赶出的房子叫素书楼，在台北外双溪畔，是1967年蒋介石为礼遇他而拨出的外宾接待用地。钱穆亲自取名，纪念无锡故里母亲居住的“素书堂”，在这里一住就是22年。 屋里的一砖一木都由他和妻子胡美琦亲手打理，松竹挺立的庭院里，曾有他月下吹笛的身影，客厅里永远挤满听课的学生，四五十人站着也要听他讲《论语》，22年间他在这里写下30多本著作，把小楼变成了传承国学的圣地。 可谁也没想到，95岁高龄、双目失明的他，会被人扣上“侵占市产”的帽子。 时任“立委”的陈水扁带头书面质询，台北市议员轮番发难，硬是把国民党当局拨给的优遇居所，说成了“霸占公产”。 钱穆一生最重人格清白，哪里受得了这种羞辱？他多次声明产权归属，却没人愿意听一个老人的辩解。 1990年5月，他毅然决定搬离，临走前把素书楼里的藏书尽数捐赠给学术单位，这个视书如命的老人，带着一身清白和满心伤痕，住进了台北杭州南路的小公寓。 没人知道，这位老人心里藏着多少对故乡的牵挂。他出生在无锡荡口古镇，年少时在鹅肫荡边捕鱼嬉戏，太湖的烟波是他一生抹不去的记忆。 晚年双目失明后，他还摸着书稿回忆：“故乡的湖荡，是我这辈子最安心的心境”。可两岸分隔的岁月里，这份牵挂成了奢望。 1988年两岸开放探亲，他在大陆的大女儿钱易好不容易申请赴台探望，却被民进党扣上“共产党员”的帽子刁难，即便“高检署”最终不起诉，女儿也只能黯然离开，父女俩的天伦之乐被政治风波搅得支离破碎。 搬离素书楼后，钱穆的身体彻底垮了。他本就因青光眼几近失明，加上常年胃病缠身，受辱搬家的打击让他茶饭不思，记忆力急剧衰退，每天只是枯坐着望向大陆的方向。身边人说，他常喃喃自语“想回家”，可故乡远在海峡彼岸，连素书楼都回不去了。 1990年8月30日，台风裹挟着暴雨的清晨，这位96岁的老人在小公寓里溘然长逝，临终前紧紧抓着胡美琦的手，只留下一句“叶落归根，千万别把我留在这里”。 为何一个毕生守护中华文化的人，会被以“侵占公产”的名义扫地出门？那些指控他的人，或许从未读过他的《国史大纲》，从未听过他“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的谆谆教诲。他们只把这位老人当成政治斗争的筹码，用“文化暴力”践踏着文人的风骨。 钱穆一生自学成才，从乡村教师到国学大师，没读过大学却著作等身，创办新亚书院时在难民区蜗居，客厅当书室、小桌当饭厅，硬是撑起了香港中文大学的根基，这样一位纯粹的学者，晚年竟落得无家可归的境地。 更令人唏嘘的是，他被赶走的素书楼，后来经马英九出面平反，证实绝非“侵占公产”，陈水扁多年后也不得不道歉，可迟来的清白换不回老人的生命，也圆不了他的归乡梦。 幸好胡美琦没有辜负他，此后22年奔走两岸，不仅整理出版了他的全部著作，更在2010年将他的骨灰带回苏州西山安葬，让这位漂泊半生的游子终于回到了故乡的怀抱。 钱穆的悲剧，是时代的遗憾，更是对文化尊重的拷问。当政治操弄凌驾于文人风骨之上，当世俗偏见践踏学术尊严，受伤的从来不止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根基。 这位大师用一生告诉我们，文化的传承从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有人愿意为它坚守、为它牺牲。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