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是遵义会议的亲历者，他当时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华夫）的翻译。他与王稼祥、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因此对他们的品质、才华也很了解。他对遵义会议的回忆，虽然是在1982年，但总体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熟悉遵义会议。 1935年1月，红军打下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中央机关9日进城，在旧城一座军阀公馆的小楼里安顿下来。楼窄人多，只能把长桌往中间一放，四周随便搬板凳，谁先进来谁坐下。 白天还要处理前线和电报，只好把会放在晚上，从15日连着开到17日，油灯常常亮到半夜。 15日的电报里写着彭德怀已回前方，说明会还在继续。 后来保存下来的决议油印本上日期印成“1月8日”，伍修权一看就觉得不对，多次说这很可能是把“1月18日”刻错了，因为8日部队才刚进城，9日中央才到，根本不可能那么早就做出决议。 小楼里那几天，骨干来的很齐。 博古、周恩来、毛主席、张闻天、朱德、陈云围着桌子坐，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也在，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三军团的彭德怀，五军团的李卓然，轮流发言。 邓小平一开始只是以《红星报》主编的身份列席，会开着开着，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当场转成正式出席者。彭德怀、李卓然因为部队打仗，中途匆匆离会，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则被乌江拦在那边，只能缺席。 真正的火头还在苏区第五次反“围剿”。 那时战线拖得太长，同敌人硬拼，红军伤亡一批接一批。张闻天看在眼里，早就嘀咕李德这样指挥赢不了仗。 一次军委会上，他索性当面批评这种“同敌人死拼”的方针，说这是拿人命垫路。 博古当场就不痛快，把他的态度比作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俄国革命里的做派，暗指摇摆。李德出来打圆场，说这里的事要靠“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来办，别自家人互相磨。张闻天回得很硬：中国的事不能全听李德，要自己拿主意。 从那以后，他对李德那一套始终有看法。 长征一路走下来，这股不满越压越重。仗一场接一场地打输，队伍越打越少，士气往下掉，军内党内都感觉那条“左”倾军事路线不对，只是暂时没地方摊牌王稼祥那时候身上带着重伤，只能天天躺在担架上被抬着走，却又是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 行军、宿营的空当，毛主席常走到担架旁边坐一会，同他细细讨论军事路线，算走过的弯路，也琢磨接下来怎么打。 时间一长，王稼祥越来越赞成毛主席的意见，又把这些看法同张闻天他们交换。 周恩来、朱德一向尊重毛主席，许多指战员也心知肚明，那套只在地图上比划的“纸上谈兵”路子不靠谱。 这样走到遵义，李德在会议酝酿和安排上，其实已经被冷在圈外。 正式开会时，由博古主持。 他坐在长桌中间先作主报告，对当时的军事路线作检讨，承认第五次反“围剿”有失误，又反复强调客观原因，为那条路子找台阶。 周恩来作副报告，很直接地把自己的指挥问题挑出来，一一作了自我批评。 毛主席等他们讲完才站起来发言，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话头就扣在“军事路线”四个字上：防御时保守，进攻时冒险，转移时变成逃跑，这几条串在一起，叫红军吃尽了苦头。 他点名批评“纸上谈兵”，说有些指挥员整天趴地图画线，规定几天内打到哪儿，不算战士一天能走多少路，也不管前面是山地、平原还是大河，只会在图上划直线。 随后，他拿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来对比，指出敌强我弱不能当第五次失败的挡箭牌，真正的责任在路线和指挥。 毛主席这一番话说完，会场风向就偏了。 王稼祥第一个表态，旗帜鲜明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严厉批评博在军事上的错误，提出应由毛主席来指挥红军。 张闻天、朱德也发言支持，周恩来也坚决推举毛主席领导今后的行动。 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都站在这一边。 林当时是一军团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鼓吹“短促突击”，写过《论短促突击》，是王明路线的干将，这会儿几乎一句话不说，长期和他共事的聂荣臻，对他的毛病早有判断。 此时多数干部心里已经明白，红军要活下去，只能跟着这条新路线走。 门口的李德一边听翻译一边抽烟，发言时只说自己是顾问，责任在中国同志身上。 会后有人传他踢火盆、掀桌子，伍修权否认，说那几天虽斗争激烈，大家还是在讲道理。 会议最后决定结束路线的领导，肯定毛主席关于红军作战的原则，推毛主席进政治局常委，撤销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张闻天总负责。 1935年1月19日红军撤离遵义，在行军途中成立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就此确立。 1982年，伍修权写下这段回忆，，等于给后来的人留下一份现场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