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曾扩情被释放回南京，刚下飞机就见戴笠带着十几个特务等候。戴笠说：“扩大哥，对不住了，校长让我抓捕你。” 机场的风刮得正紧，曾扩情大衣的衣角被吹得猎猎作响。他手里那只旧皮箱还没搁稳，抬眼就看见戴笠那张熟悉的脸，往常总是带着三分笑，此刻却绷得像块青石板。身后那十几个黑衣青年，双手都插在兜里，站得笔直，眼神却飘忽着不敢与他直视。曾扩情忽然觉得南京冬日的阳光原来这么冷，冷得人骨头缝里都透风。 “雨农兄，”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出奇地平静，“这是唱的哪一出？”戴笠往前迈了半步，声音压得低低的，像从牙缝里挤出来：“事变刚平，校长心里那团火还没熄……扩大哥在西安待了那些天，说了什么、见了谁，总得说个明白。”话说完，他侧过身子，做了个“请”的手势。那动作倒是客气，可周围那些年轻特务已经悄悄围了上来。 曾扩情没动弹。他想起在西安的那些日子，张学良把他找去谈话，窗外飘着那年第一场雪。少帅的声音温和得很：“扩大兄回去，务必向委员长转达我们的苦衷。”话里话外都是劝谏，哪有什么刀光剑影？可他心里明镜似的，在有些人眼里，只要和“西安”两个字沾了边，浑身上下就再也洗不干净了。 上车的时候，戴笠亲自替他拉开车门。两人并肩坐在后座，车子沿着中山路往城里开，一路沉默。快到黄埔路的时候，戴笠忽然开口：“扩大哥别怨我。”曾扩情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法国梧桐，光秃秃的枝桠划破灰蒙蒙的天。“各为其主，”他说，“我懂。” 说是“懂”，心里那根刺却扎得生疼。他为蒋家天下奔波十几年，黄埔一期的老底子，东征北伐哪次落过后？如今倒好，成了需要“说清楚”的人。车子拐进一处不起眼的小院，不是监狱，倒像是个闲置的招待所。房间收拾得干净，桌上还摆着新沏的茶。戴笠送到门口，犹豫了一下：“需要什么，直接和他们说。”转身要走，又停住脚步，“校长……校长也是不得已。” 门轻轻关上了。曾扩情在椅子里坐下，茶烟袅袅地往上飘。他忽然想起1925年在黄埔，也是这么个冷天，蒋介石站在台上讲话，说“革命者要经得起误会”。那时台下年轻的面孔一张张涨得通红，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校长看。十几年过去了，“误会”这两个字，原来这么沉。 往后那几天，倒也没人为难他。一日三餐准时送来，荤素搭配得整齐，偶尔还有他爱吃的宁波菜。来问话的人客客气气，问题翻来覆去就那么几个：在西安见过哪些人、听到什么风声、张杨二人可曾说过对委员长不敬的话？曾扩情答得坦荡，笔录记了厚厚一沓。问话的年轻人有时会露出歉意的神情，倒叫他反过来安慰两句：“照章办事，应该的。” 真正难熬的是夜里。窗户外头黑漆漆的，远处偶尔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悠长又苍凉。他躺在床上睡不着，把西安前前后后的事情掰碎了想。忽然就明白了，校长要抓的不是他曾扩情，是“西安”这个符号。事变虽然平息，可那口恶气总得有个出处。张学良亲自送蒋回南京，那是动不得的；杨虎城远在陕西，手上有兵，也动不得。算来算去，只有他们这些“沾了边”又无兵无权的人，最合适拿来敲山震虎。 想通这一层，心里反倒松快了。政治这东西，从来不讲温良恭俭让。就像下棋，有时候吃掉自己一颗子，为的是全盘大局。他只是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那颗被吃掉的子。 关到第七天早上，戴笠亲自来了。这回脸上带了点笑模样，手里拎着个食盒。“扩大哥受委屈了，”他一边打开食盒往外端小笼包，一边说，“查清楚了，都是误会。”曾扩情看着那笼冒着热气的包子，忽然想问：是查清楚了，还是该查的查完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拿起筷子夹了一个。包子皮薄馅大，汤汁滚烫。 后来他才知道，那几天里，何应钦、陈诚几位老同学都去说了情。话说的委婉，意思却明白：曾扩情要是真有问题，张学良能放他回南京？抓个自己人，寒的是黄埔系的心。蒋介石听着，一言不发。等到第八天，才在报告上批了四个字：“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从那个小院出来时，天放晴了。戴笠送他到门口，握了握手，手心都是汗。“扩大哥今后……”戴笠话没说完。曾扩情笑笑：“放心，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懂。”坐上回家的黄包车，他回头看了一眼。小院的灰墙沉默地立在冬日阳光下，墙头枯草微微摇曳。 很多年后，曾扩情还会想起那个冬天。他想，政治有时候就像南京这天气，明明出着太阳，却冷得人打哆嗦。而他们这些人，不过是时代棋盘上的卒子，过了河就不能回头。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地走，因为不知道哪一步会踩进冰窟窿里。可话说回来，在那样的年月里，谁又不是卒子呢？差别只在于，有些人知道自己是怎么动的，有些人到死都糊里糊涂。 那段遭遇给他留下了什么？他说不清。只是后来再见到戴笠，两人客客气气地寒暄，谁都不提当年机场那一幕。就像南京城里那些老房子，外表修修补补，内里的裂缝只有自己知道。而历史往往只记得台面上的冠冕堂皇，至于台下那些细碎的、冰凉的瞬间，都随着当事人一个个老去，慢慢飘散在风里。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