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情报员文国才被捕后遭到严刑拷打，突然一个汉奸上前扇了他一巴掌，文国才刚要大骂，汉奸凑到他耳朵旁悄声说：一定要坚持住，千万不要暴露身份。 这一瞬间，文国才的脑子反而冷了下来。多年地下工作的经验告诉文国才，越是这种时候，越不能露出半点异样。 眼前这个翻译官究竟是谁的人，文国才不敢完全确认，但直觉提醒文国才，必须顺着对方给出的路往下走。 文国才立刻换了神情，低头求饶，反复强调只是进城买东西的普通百姓。 这样的反应，并非临时起意。早在十多年前，文国才就学会了如何在危险面前稳住自己。1930年代中期，文国才出生的农村长期遭受地主压迫。 十五六岁那年，文国才在地下党组织引导下参加革命，随后进入红军队伍。那时的文国才，作战勇猛，常被安排在最前沿的位置。 一次战斗中，文国才肩部中弹，虽保住性命，却再也无法承担重负荷作战任务。 伤愈后，组织并没有放弃文国才。 1940年前后，文国才被调入敌占区，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公开身份是普通市民，日常出入集市、商铺，负责打探日军调动、物资流向，并通过单线方式传递情报。 这样的工作，没有枪声，却时时伴随风险。文国才逐渐学会控制情绪，记住每一次询问的细节，甚至连说话语气都刻意变得平淡。 1944年那次被捕，正是因为联络点出现异常。文国才发现不对时，人已经迈进了店铺门口。若当场转身，反而更容易暴露。 文国才装作若无其事，却还是被埋伏的日军士兵控制。审讯随即开始，刑具一件件上阵，问题却始终围绕同一件事：和八路军有没有关系。 翻译官的出现，改变了走向。对方表面态度凶狠，言语粗暴，暗地里却不断降低日军对文国才的怀疑等级。最终，文国才被关进普通民众的牢房，而不是重点嫌疑人区域。 正是这一点，让文国才确信，对方确实是潜伏人员。抗战时期，像这样的翻译、雇员身份并不罕见，许多地下党员正是以这种方式潜伏在敌人内部。 被关押的日子里，文国才最焦急的并不是自身安危，而是那条已经暴露的情报线。按照地下工作纪律，任何延误上报，都可能让更多同志陷入危险。 文国才一边装作普通囚犯，一边暗中观察看守换岗和监室动向，等待机会。 经过多次尝试，文国才终于在看守松懈时脱身。脱险后的第一件事，文国才不是回家，而是设法与上级取得联系，将联络点暴露的情况完整汇报。 组织随即调整部署，转移相关人员，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事后评价中，文国才被称为“经得起考验的地下工作者”。 那名翻译官，文国才始终没有再见到。文国才知道，在敌后战线，很多名字只能留在心里。战争结束后，文国才仍继续从事隐蔽工作，很少向外人提起那段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