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7岁的陈菊梅在取掉扁桃体和割掉阑尾后，不顾众人的劝阻，坚定地对医生说：“请拔掉我嘴里所有健康的牙齿。” 这句话听得在场的医护都愣住了。没有任何专业建议会支持她这么做，尤其是她本身就是传染病专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可她只要一个结果：炎症不再复发，能尽快回到实验室继续她手里的那项肝炎研究。 那几年，病毒性肝炎在全国范围反复暴发，不少集体单位、工厂和部队频繁出现感染群体，尤其是乙型肝炎，传播迅速，病程长，甚至引发死亡。 北京市地方部队某集体单位一年内三次集中感染，地方医院都拿不出系统应对办法。 陈菊梅接到通知后，立刻赶去实地调查，没等恢复彻底，牙还没长好。她带着团队沿着“接触链”走访所有密切接触者，收集样本，对患者血清反应做比对。 当时连病毒的基本结构还未被国内完全掌握，检测手段落后，她只能用最基础的方法，一批批筛查，一步步记录。 她把几年来对肝炎的全部研究资料整理成册，提出通过“人群接触模型+免疫反应结果”判断传播风险，并草拟出一套应急规范。 这个提案后来被国家卫生部采用，成为全国范围内首批《乙型肝炎集体防控操作标准》。 这场实战检验，直接推动了中国病毒性肝炎防控体系的建设。但在这套系统建立之前，她耗了整整二十年心血。 早在1954年，陈菊梅就在北京参与成立传染病研究机构，主攻病毒性肝炎的流行规律。那时病毒分型尚不清晰，实验条件艰苦，她带着学生一遍遍对照患者症状和血液指标，摸索分类规律。 为验证不同肝炎类型的演化过程，她亲自下乡、进厂、走进封闭部队单位跟踪病例。没有高通量检测仪器，就靠最基本的血常规、尿检、肝功能指标一点点推。 而这份积累，使得她在1970年代后期全国大范围推广防控机制时，能迅速推动“哨点监测”制度落地。她提议在高发区设立固定追踪单位，这项建议得到了当时北京市卫生部门支持。 几年后，国家疾控系统普遍建立类似哨点机制，并成为后续传染病信息化追踪的雏形。 哪怕在60岁后体力大不如前，她仍坚持上午出门诊，下午批改学生论文和项目计划，哪怕很多年轻医生都劝她休息。 从1980年代起，她又主动承担教学任务，推动传染病专业教学体系改革。她鼓励学生不要仅限于背书和临床操作，而要参与课题研究。 她设计了一套“教学-临床-科研”三位一体的培养机制，曾亲自指导60多名硕博士研究生，许多人后来成为国家各大疾控中心的骨干。 到2000年前后，中国肝炎防治能力已有质变，大规模爆发减少，患者识别率提升。医疗支出下降了，百姓的生命得到更大保障。 谁还记得几十年前，有人为了早点完成研究，不惜用最激进的方法给自己“清除病灶”，把全部时间留给实验桌？ 2021年陈菊梅去世，很多当年她的学生、同事、患者前来悼念。 他们记得的，不只是那个一丝不苟的专家，更是那个在医院会议室里咳着血也要改报告的老人，是那个不愿被称为“英雄”的普通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