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俄罗斯媒体近几日发出提醒。如果东方大国继续退让，就无法实现和平，只有被迫还手才能换来停火，继续退让只会遭受更多的打压。说到退让，以往的历史告诉我们，退让绝对换不来和平，清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180年前，清朝大臣耆英在《南京条约》上签字时，或许真的相信“割香港、赔白银”能换来太平。他不会想到，这份被英国人称为“休战协议”的文件，不过是列强瓜分中国的开胃菜。 1842年的南京江面，英国军舰的炮火还未冷却，耆英的妥协就让整个东南沿海门户洞开。五年后，美国军舰开进黄埔港，拿着《南京条约》的模板逼签《望厦条约》，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这些闻所未闻的条款，就这样被清朝官员用红笔圈阅。 当时的直隶总督琦善安慰道光帝：“洋人不过求财，给些银钱便罢。”可他们不懂，当一个国家连关税自主权都拱手相让，当外国商船可以在中国内河随意航行，所谓的“妥协”不过是给侵略者递上钥匙。 这种错觉在1860年的北京彻底破灭。英法联军以“换约受阻”为由，从天津一路打到圆明园。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在八里桥排成方阵，试图用冷兵器对抗洋枪队，结果三万精锐全军覆没。当联军士兵在圆明园内哄抢翡翠西瓜时，逃亡热河的咸丰帝还在叮嘱“委屈求全”。 大火烧了三天三夜，300名太监宫女葬身火海，而侵略者的下一个目标，已经盯上了黑龙江北岸的60万平方公里沃土——《瑷珲条约》签订时，沙俄总督穆拉维约夫的枪口就抵在黑龙江将军奕山的鼻尖下。 最讽刺的是甲午战争。洋务运动三十年，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舰队”，可炮弹里填的是沙子，军舰锅炉烧的是劣质煤。李鸿章抱着“以夷制夷”的幻想，先是寄望俄国调停，后又恳求英国干涉，直到日军登陆旅顺，还在电报里叮嘱丁汝昌“避战保船”。 结果威海卫炮台的清军，眼睁睁看着日本联合舰队击沉自家军舰，提督丁汝昌服毒自尽前，身边只剩一箱未拆封的英国“援助炮弹”，全是过期品。《马关条约》割台湾、赔两亿两白银，消息传回国内，台湾举人在京城痛哭流涕：“朝廷弃我，我等宁做倭奴？” 这种恶性循环在1900年达到顶峰。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为名进京，慈禧太后一边宣战一边西逃，临走前还不忘处死主战的大臣。当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下“肃毅伯”时，4.5亿两赔款相当于每个中国人赔一两白银。东交民巷的外国兵营里，德国士兵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立在巷口，而清朝的户部官员还在计算如何搜刮民间的“赔款捐”。 历史最残酷的真相在于，侵略者的胃口永远喂不饱。1840年赔2100万银元，1860年赔1600万两，1895年赔2亿两，1901年赔4.5亿两，数字成倍增长的背后，是清廷每一次退让都在传递同一个信号：这个国家可以被欺负。 就像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把沈阳兵工厂的15万支步枪、250架飞机拱手相让，换来的不是日本的收敛，而是四个月后东北全境沦陷。 对比新中国的选择，更能看清退让的荒诞。1950年朝鲜战争，美国战机轰炸丹东，有人主张“让朝鲜自生自灭”，毛主席却说：“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志愿军在长津湖零下40度的雪地潜伏，用炒面配雪水对抗联合国军的罐头咖啡，最终把战线推回三八线。这场战争让世界明白，中国的领土主权不是谈判桌上的筹码，而是用血肉筑起的防线。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我军收复失地后主动回撤，却在关键高地驻军，至今控制线仍在我方实际掌控中——这才是“以斗争求和平”的智慧。 俄罗斯媒体的提醒，本质上是国际丛林法则的直白揭露。晚清735个不平等条约，每一页都写着“退让即灭亡”的铁律。 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那个用白银换和平的清廷，但历史的警钟从未停歇：当菲律宾在仁爱礁非法“坐滩”，当美国军舰穿越台海，我们每一次亮剑，都是在告诉世界：中国的红线，踏过必流血。因为百年前的教训太深刻——豺狼只会尊重猎枪，从不会同情羔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