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香港九龙，日军铁蹄肆虐，挨家挨户劫掠搜刮。一伙日本兵踹开一扇木门，却被屋内枯坐的老人惊住 ，老人正是史学界的“泰斗”陈寅恪先生。 彼时的陈寅恪已经42岁，右眼早已因视网膜脱落失明，左眼视力也急剧衰退，只能模糊辨认眼前的人影。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长衫，端坐案前，案上摊着未完成的手稿和几本线装古籍，烛火摇曳中，他的眼神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仿佛闯入的不是荷枪实弹的侵略者，只是无关紧要的过客。 日本兵本以为能搜出金银细软，翻遍屋内却只有书籍、手稿和几件破旧家具。领头的军官认出了陈寅恪——日军早有耳闻，这位中国史学界的顶尖学者正在香港大学任教，曾想胁迫他为“大东亚共荣”站台。 军官用生硬的中文喊话，许诺高官厚禄和优渥待遇，让他出面主持文化宣传，配合日军的统治。 陈寅恪没有起身，甚至没有抬头看他一眼，只是缓缓开口，声音不大却字字清晰：“我是中国人，只做中国的学问，绝不与侵略者为伍。” 话音刚落，一名日本兵被他的态度激怒，举起枪托就要砸向案上的手稿，陈寅恪猛地抬手护住，枯瘦的手指紧紧攥着纸页，眼神里第一次露出锋芒：“要杀要剐随便，损毁典籍，便是千古罪人。” 军官被他的凛然正气震慑，愣了半晌，最终挥了挥手让士兵撤退。他们或许不懂那些手稿的价值，却读懂了这位老人骨子里的硬气——那是文人的风骨，是民族的脊梁，即便身陷绝境，也绝不弯腰。 当时的陈寅恪早已身陷困境。香港沦陷后，物资断绝，他和家人只能靠稀粥度日，右眼失明让他治学更加艰难，每写一个字都要耗费极大的力气。 日军的威逼利诱不止一次，甚至派人监视他的行踪，试图逼他就范。但陈寅恪始终不为所动，白天躲在屋内继续研究，晚上就着微弱的烛光修改手稿，哪怕饿到头晕眼花，也从未想过妥协。 他的学生后来回忆，那段时间陈寅恪常说：“学术可以亡国，亡国不可学术。” 这句话不是空谈，而是他用行动践行的信念。 在香港的数月里，他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古籍和手稿，拒绝所有来自日军的“邀请”，甚至在日军搜查时，将重要的研究资料藏在床底，宁肯自己挨饿，也要保住这些文化瑰宝。 1942年，香港局势愈发危急，陈寅恪在友人的帮助下，带着家人和手稿逃离香港，辗转前往桂林。逃亡途中，他的左眼视力进一步恶化，身体也因营养不良变得虚弱，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治学。 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他完成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传世著作，用笔墨坚守着文化的尊严。 反观当下，有些人为了名利不惜放弃原则，为了利益甘愿妥协退让。我们总说要传承文化，却往往忽略了文化背后的风骨。陈寅恪先生用一生告诉我们，文人的力量不在于手握权柄，而在于坚守本心；民族的尊严不在于言辞激烈，而在于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 你能想象吗？一位双目近乎失明、体弱多病的学者，在侵略者的枪口下，依然能保持如此坚定的立场。他没有武器，没有权势，却用笔墨和骨气，成为了抵御外侮的精神长城。 在那个山河破碎的年代，正是因为有无数像陈寅恪这样的人，我们的文化才没有断绝，我们的民族才没有沉沦。 风骨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次次选择中淬炼而成。陈寅恪先生的故事，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警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坚守本心、保持气节，永远是做人的根本。那些嘲笑文人“百无一用”的人，恰恰不懂，真正的文人，从来都是民族的脊梁。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