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一丝一毫的中国血统，但是我有100%的中国心，我将用一生来报答中国。”印尼富商熊德龙虽是印尼和荷兰的混血儿，却坚称自己是中国人，无偿向中国捐款建校、医院和公共设施等超过4亿元。 在雅加达的总裁办公室里，来访者往往会陷入一种认知错乱。 眼前这位端坐的老者，高鼻深目、眼窝凹陷，完全是一副标准的“西洋面孔”。 可他张口闭口却是一口地道醇厚的客家话，案头摆放的也不是什么西方油画，而是那一对中国样貌老夫妇的瓷像。 他叫熊德龙，一个生物学上与中国毫无关联，却比无数人都要执着于证明自己是“龙的传人”的混血儿。 他常挂在嘴边那句“我有100%的中国心”，不是社交辞令，而是一个孤儿用一生去兑现的承诺。 故事的底色早在1947年就被他的养母黄凤娇改写了。 那时候的熊家，是在雅加达街头开小面馆的客家穷苦人，自家五个孩子都常常只能喝咸菜粥果腹。 面对孤儿院门口那个因“长得像白面团”而被遗弃的混血男婴，这对夫妇没有计算抚养成本，而是从“德者立身，龙耀中华”里取了名字，硬是把他抱回了那个并不富裕的家。 在那个充满烟火气的面馆里，没有西方的摇篮曲，只有养母哼唱的客家山歌和养父那句“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古朴教诲。 十八岁那年，熊德龙刚借遍亲友凑钱建起的小海绵厂被大火烧成废墟，那个年纪的年轻人本该即使崩溃。 然而，那对大字不识几个的中国父母，二话没说扒掉了自家房顶唯一遮风挡雨的瓦片，变卖之后，把那一叠带着体温甚至还泛着潮气的钞票塞进他手里，那是家里最后的安身立命之本。 那笔钱在日后的岁月里，变成了他在商海杀伐决断的底气，从烟酒贸易到跨越五十国的商业版图，每一分利润的原始积累，其实都源于那个没了瓦片的屋顶。 这也是为什么当他在商业上大获成功后，所有的财务逻辑在面对“梅州”这个地理名词时都会统统失效。 与其说他在做慈善，不如说他在疯狂地偿还那笔名为“亲情”的高利贷。他回到那片从未在基因里出现过的土地，看到的却是塌陷的水坑路、漏雨的小学和躺在破旧卫生院里的孩子。 那种刺痛感促使他发了狠地砸钱：为了让山里的柚子能运出去，他修大桥。 为了让产妇不再遭罪，他建以母亲命名的妇产科大楼。 为了给孩子们一张安稳的课桌，他重建三十多所中小学。 四亿多人民币的真金白银流向了医院的CT机、流向了嘉应学院的德龙会堂，流向了2000多名送出国深造的干部，他不求商业回报，只因为那句从小听大的“人不能忘本”。 更让旁人难以理解的，是他在维护“中国尊严”这件事上近乎偏执的狂热。 作为一名精明的商人，他在1993年做了一笔最“蠢”的买卖——接盘连年亏损数千万美元的美国《国际日报》。 在董事会和财务顾问的反对声中，他宁愿抵押掉雅加达的写字楼也要把这块阵地拿下来。 于是，哪怕被美国FBI怀疑搜查，被印尼政客攻击是“传声筒”，被不明真相的键盘侠骂作“假洋鬼子”，他依然哪怕烧钱也要让这两架租来的直升机，拉着庆祝中国国庆的巨幅标语在洛杉矶上空盘旋。 虽然在梅州的族谱上，他的名字旁不得不被理智地标注上“养子”，但在情感的维度里，他早已完成了灵魂的归化。 当那位99岁的祖母临终前抚摸着他高耸的鼻梁唤那一工声“乖孙”时，他哭得无法自抑。 当他站在领奖台上，手捧广东省“友谊奖”斩钉截铁地说出“我不是华人，我是中国人”时，台下无论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都被这种通过后天选择而铸就的忠诚所震撼。 如今，在熊德龙收藏的22座城市“荣誉市民”的水晶碑中，有一座刻着梅州的红梅。 那里藏着他一生的注脚：“心之所向，即是吾乡”。 这个金发碧眼的老人，用大半辈子的时间、数亿的财富和无数次挺身而出，在这个并没有生他的国度里，找到了比血缘更牢固的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