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2016年，杨振宁曾顶着骂名，极力反对花2000亿建大型粒子对撞机，杨振宁指出：“就算建成，也是给外国人做“嫁衣”，不如把这2000亿元用在基础教育上，才是真正的‘钱花在刀刃上’！”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却说：“一定要建，不建中国将落后30年。 事情得从2012年说起。那一年，欧洲核子研究组织宣布发现“上帝粒子”希格斯玻色子，整个物理学界为之振奋。 而一直在背后参与贡献的中国科学家们，萌生了一个大胆想法：为什么不能由中国来建造下一代对撞机？ 当时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是这个想法最积极的推动者。 是他带领团队完成了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概念设计。 而一个周长100公里、是欧洲LHC四倍大的“超级显微镜”。 按照规划，项目分两步走：第一步正负电子对撞机造价约400亿元，第二步质子对撞机还需1000亿元。 当时王贻芳算过一笔账：如果2022年开工，2030年就能投入使用，“中国将一举成为世界粒子物理研究的中心”。 而且更关键的是，他认为这是高能物理发展的必然一步，“就像上了公共汽车就得买票，不想买票就别上车”。 然而就在2016年9月4日，一向低调的杨振宁在《知识分子》杂志发表《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投下了一颗“舆论炸弹”。 当时杨振宁开门见山：“我是个高能物理学家，但我反对今天在中国建大型对撞机。” 而且他列出的理由条条打在痛点上：建造成本可能超过200亿美元。 再个在运行后每小时电费就要上百万元。 当然更重要的是，科学目标不明确，“多数物理学家认为超对称粒子只是猜想，希望用对撞机发现它更是猜想加猜想”。 而最触动公众神经的是他对比的民生账：“中国人均GDP还不如巴西、墨西哥，有数亿农民和农民工，还有环保、教育、医疗等问题等待解决。 ”他建议，把这笔钱投入到基础教育上，才是真正的“把钱花在刀刃上”。 然而在面对前辈的质疑，王贻芳在9月6日迅速回应，写下七点反驳意见。 他承认成本高昂，但强调“投资科学就是投资未来”。 “我们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科学账。”王贻芳比喻道，基础研究就像种树，“不能因为今天晒不到太阳就不种树”。 而且他列举了对撞机可能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超导技术、真空技术、粒子探测技术等，都可能带动产业升级。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发明的万维网就是最好的例子，当初为物理学家数据共享开发的技术，后来改变了整个世界。 对于“为他人做嫁衣”的质疑，王贻芳保证：“将来70%的工作将由中国人主导”。 其实表面上看，这是两位科学家关于一个具体项目的争论。 但深层次里，这是两种科学发展理念的碰撞。 杨振宁代表的是“实用主义”路线。 他认为，高能物理的黄金时代已过，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把有限资源投向更实用的领域。 他曾私下对朋友说：“我不能眼看着国家花冤枉钱。” 而王贻芳则秉持“机遇主义”思维。 他认为，欧洲的LHC已运行多年，正处于更新换代的空窗期，这是中国实现“弯道超车”的绝佳机会。 如果现在不建，那么中国高能物理可能真的会落后30年。 而这场争论也暴露了中国科学决策机制的变化。 以往，这类重大科学项目通常由少数专家闭门讨论决定。 而这次争论完全公开进行，普通公众都能通过社交媒体参与讨论。 在2017年，中科院举行投票，然而结果出人意料地接近：6票反对，5票赞成。 这也就意味着项目被暂时搁置。 但争论的影响远未结束。 它意外促进了公众对基础科学的理解，百度搜索数据显示，“对撞机”“希格斯粒子”等专业术语的搜索量在争论期间增长了十倍。 而且更深远的是，它推动了中国科研经费管理制度的改革。 自2018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设立了“基础科学中心项目”，专门支持这种有争议的前沿探索。 而如今，王贻芳团队仍在继续完善CEPC的设计。 现在他们在关键技术研发上取得了一系列突破：高性能超导磁铁、真空系统等核心部件已完成原型测试。 而杨振宁的观点也有所软化，他在近期一次访谈中表示：“如果经费不挤占其他学科，技术路线更稳妥，我可以支持。” 2019年，在央视的一次对话节目中，王贻芳对杨振宁说：“杨先生，我理解您的担忧，但中国要想成为科学强国，总要有人第一个吃螃蟹。” 杨振宁沉吟片刻回应：“我不是反对基础研究，是希望国家把钱用在最能产生价值的地方。” 两人谁也没说服谁，但这场争论本身已具有里程碑意义。 它标志着中国科学界告别了“家长制”决策模式，迎来了更加开放、透明的辩论文化。 正如一位科学政策研究者所说：“这场没有输家的争论，让中国科学在成长中学会了如何做选择。” 主要信源：（中国科学院《经济日报》——《对撞机，"撞"开微观世界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