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开国少将的2个儿子，因侮辱80多名妇女，被判死刑，少将听说后，当即给省委寄了1封信：“公事公办，不得求情！” 那个年代的中国，刚从特殊时期走出来，法治的种子正在重新发芽。 谁也没想到，第一个被推到风口浪尖的，会是开国少将熊应堂的双胞胎儿子。 这对从小被捧在手心的兄弟，最终用一场震惊全国的犯罪，给那个转型期的社会上了沉重一课。 熊应堂将军戎马半生，长征路上九死一生，41岁才盼来这对双胞胎儿子。 在那个年代，手握军政大权的熊应堂对儿子们的教育确实有所欠缺，常年驻守军营的他，把家庭教育的责任完全丢给了妻子颜露。 而颜露因为战争年代的创伤，对两个儿子更是百般溺爱，不管他们犯了什么错，总能用“孩子还小”来搪塞过去。 本来想靠军队的纪律约束儿子，颜露费了不少劲把兄弟俩送进部队。 但后来发现，父亲的身份成了他们最大的特权，在军营里不仅没人敢管，甚至还能随意欺负战友。 熊北平在部队里奸淫女战士的事被压下来后，兄弟俩更是觉得没人能奈何他们。 退伍回到杭州后，省军区大院的围墙成了他们犯罪的保护伞，从1974年到1978年，他们以谈恋爱、看电影为借口，诱骗了140多名女性，其中80多人遭到侮辱猥亵，很多受害者因为害怕他们的背景不敢报案。 1979年1月，铁瑛调任浙江省委书记，这个刚正不阿的老革命上任没多久就收到了关于熊家兄弟的举报信。 他当即批示彻查，不管涉及到谁，一律依法严惩。 在那个刚刚开始拨乱反正的年代，做出这样的决定需要极大的勇气，毕竟熊应堂在浙江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 案件查办过程中，熊应堂的妻子颜露坐不住了，她不仅跑到办案单位大吵大闹，还写信威胁办案人员，试图用自己的身份压下这件事。 就在这时，熊应堂从北京开会回来，得知儿子们的所作所为后，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就给省委写了封信，明确表示“我儿犯法与庶民同罪，公事公办，不得求情”。 这封信后来被存放在浙江省档案馆，字迹遒劲有力，据说信纸上还有几处被泪水打湿的痕迹。 1979年7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 法庭上，熊紫平拒不认罪，还试图用父亲的身份威胁法官，而熊北平则瘫软在地，痛哭流涕地忏悔。 最终，法院根据刚刚实施的1979年刑法，判处熊紫平死刑立即执行，熊北平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判决结果公布后，整个杭州城都沸腾了，老百姓们奔走相告，都说这才是真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熊应堂将军在案发后不久就递交了退休申请，回到老家休养。 据说他后来再也没回过浙江，也很少提起这两个儿子。 而那个曾经嚣张跋扈的颜露，在儿子被处决后一夜白头，没过几年就郁郁而终。 这个曾经令人羡慕的将门家庭，就这样因为家庭教育的失败，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如此看来，这个案件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它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那个时代的阵痛与希望。 铁瑛书记顶住压力维护法治尊严，熊应堂将军忍痛割爱支持依法办案，这些都为后来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基础。 而熊氏兄弟的悲剧，也给所有家长敲响了警钟，溺爱不是爱，而是毁掉孩子的毒药。 在今天看来，这个发生在四十多年前的案件依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它告诉我们，不管权力多大、地位多高，在法律面前都必须保持敬畏之心。 同时也提醒我们，家庭教育中规则意识的培养有多么重要，只有把爱与规矩结合起来，才能培养出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