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学“贫困化”的真相：经费持续削减，而不是“外国人抢走资源” 如果认真回顾2004年国立大学法人化以来的财政数据，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趋势：国家对大学的基础投入是持续收缩的。 2004年度，日本全国国立大学的“运营费交付金”（相当于经常性拨款）总额约为1.24万亿日元，到2023年度已经降到约1.08万亿日元，名义上削减了大约13%。更重要的是，这期间物价和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因此从“实际购买力”看，大学可支配的基础经费降幅远大于13%。很多大学管理层的说法是：从2004年起，运营拨款几乎每年被要求削减1%～3%，十几年下来累计缩减超过一千亿日元。 那么，削减的是什么？主要是最基础、最“没存在感”的部分——教师和职员工资、日常教学运行、图书采购、实验消耗品、基本设施维护。今天，很多国立大学的现实是：仅靠运营拨款已无法覆盖全部人力成本，只能靠附属医院收入、企业委托研究和各种项目款来“补窟窿”。结果就是： ·教职岗位减少或冻结，年轻学者很难获得常设职位； ·课堂规模变大、课程被合并，学生受教育质量下降； ·教员将大量时间花在写项目申请、跑外部资金上，真正用于教学科研的时间被挤压。 科研数据也印证了这种“慢性饥饿状态”。200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日本学术论文年产量基本停留在7万～8万篇上下，而同期全球论文产出增长了约60%以上，日本在全球科研版图中的相对份额持续下滑。 博士教育也明显疲软：博士课程新生人数从2004年前后的约1.8万人下降到十年后的约1.5万人，此后仍在下行。对很多优秀学生来说，“读博”越来越意味着高风险、高度不确定性的职业路径。 这不是因为日本学生“变懒了”，也不是因为“外国人抢走了研究资源”，而是制度层面长期挤压高等教育投入的直接结果。 同时，学费端几乎被“锁死”。国立大学的本科标准学费于2005年上调至每年535800日元（注：按实时汇率，约合人民币25000），此后近二十年未再变动。表面上，这是一种保护学生、维持公平的举措；但在运营拨款年年削减的前提下，这也意味着大学没有太多通过学费弥补资金缺口的空间。近些年，部分国立大学尝试小幅上调学费，例如东京工业大学、东京艺术大学、千叶大学、一桥大学、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等，但立即引发学生和舆论的强烈反弹。 山口大学是典型案例之一。2025年11月，山口大学宣布自下一年度起本科年学费上调20%，从53.58万提高到64.296万日元，直接顶到文部科学省允许的120%上限。校方给出的理由是“运营困难”“物价上涨”“改善教育环境”，而学生的感受非常直接：当前学费已经接近极限，再涨下去很多人根本读不起大学。约150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因此举行集会，100名学生举着“授業料値上げ反対”的标语至校长室，递交要求撤回涨价、公开决策过程的请愿书。 从国家层面来看，这样的冲突其实不是“个别学校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财政选择的自然结果：一方面削减基础拨款，另一方面又不愿系统性地讨论学费与助学金制度改革，最终将大学推入“财政性贫困”，再把具体涨价措施推给个别学校去承担舆论压力。 在这一整套过程中，“外国人”几乎没扮演任何决定性角色。经费削减是政府决策，人口结构变化是长期趋势，学费冻结也是日本国内政治选择。若在此背景下将大学贫困化归咎于“外国留学生太多”“外国人在占资源”，不仅在事实层面说不通，更是在用简单叙事掩盖复杂的制度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