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丽芬：“退而不休”：大龄返乡农民工的生计压力 如中老年农民一样，大龄农民工也没有退休概念，因在大城市找不到合适务工机会而返乡后，他们并没有“躺平”，而是寻找各种经济机会继续劳动。这里面既有勤劳节约、“活到老干到老”的劳动观念，更因为他们有较大的生计压力。 需要指出，这里的生计压力不是日常吃用等基本生存意义上的压力，而是与家庭再生产相关的经济支出压力。具体来说，大龄返乡农民工的生计压力主要来源于四个方面：未完成的人生任务、托举子代家庭、自我养老储蓄，以及村庄人情往来。 先说未完成的人生任务带来的生计压力。 根据定义，大龄农民工年龄在50岁以上，他们中的相当一批要么没有完成人生任务，要么因为人生任务而背负债务，在刚性支出压力下，他们不得不“退而不休”。而所谓人生任务，包括两个部分：“生养”和“死葬”，其中，生育、养育和教育子代并帮助其结婚的经济压力巨大。 因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导致的男性婚姻挤压、婚姻市场的区域性挤压等，导致“谈不到”“娶不起”“稳不住”成为影响中西部普通农民家庭至深的婚姻困境，为了完成人生任务，父母们在极大的经济压力下进行“婚备竞赛”。彩礼、婚房、婚车、三金五金、上下车、婚照婚仪、改口过桥等费用，不仅掏空了大龄农民工的多年积蓄，有的还需要举债，提前预支未来劳动所得，巨大的婚备压力使得“因婚致贫”甚至成为不少大龄农民工的真实写照。 而且，人生任务压力下的劳动是焦虑的、紧迫的、不确定的，“任务没完成就要不停干”。 再谈托举子代小家庭带来的生计压力。 家庭再生产分为简单家庭再生产和扩大家庭再生产两种：前者的家庭再生产目标是围绕人生任务进行的“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后者的家庭再生产目标则与城镇化、教育提升、阶层跃升相关，需要调动更大范围家庭资源，实现家庭合力最大化。用大龄农民工的话说就是，“完成任务扶上马不算好，还要送一程”。 当前我国农民家庭正通过“一家多制”通向城镇化目标，在帮助子代落脚县城的基础上，大龄农民工们还需要为子代小家庭在城市体面生活、完成职业和身份转换，也就是扎根县城而努力。 具体来说，他们对子代小家庭的托举包括4个方面： 首先是直接的经济输送，在孙代教育和房贷甚至是日常生活费上贴补； 其次是实物输送，大龄农民工将耕地所得的米面油、肉蛋奶等送到县城，用以减轻子代支出压力； 再次是劳务代理，通过帮忙做家务、带孙辈等保证小夫妻劳动力的充分且安心就业，也因此，大龄农民工变成“老漂”； 最后是关系代办，当前农民家庭多没有正式分家仪式，即使子代早已结婚生子，但并未亲自参与人情往来，而是由父母代为打理。 正因为子代小家庭扎根县城具有不稳定性，大龄农民工即使已经完成任务，也要为扮演好“辅助者”角色做准备，现实状态是既“操劳”又“操心”。 然后是为自我养老储蓄的压力。 大龄农民工大多有着“老无所依”的焦虑，提前准备好养老钱是彻底干不动之前的奋斗目标。 一方面，在其务工历程中，一代农民工的主要目标是挣钱带回家，有的因企业避责，有的因农民工自己不愿意，他们中大部分没有完成职工社保缴纳，而在中西部县域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月到手只有200元左右，无法支撑养老费用。 另一方面，子代小家庭城市化遭遇资源紧张，在养老反馈上，不仅难以亲自照料，而且可以预见经济支持力度也有限，养儿防老预期被打破，自我养老已成事实。 从而，在完成人生任务后，大龄返乡农民工大多为自养做准备，有的打算60周岁之前存好钱，补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为60岁以后每月拿1000元左右养老金而努力，有的为自养积极储蓄，话语是“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最后是村庄人情往来的支出压力。 虽然大龄农民工返乡过程具有阶段性和反复性，但他们中的相当一批将最后落脚点定位在老家农村是确定的。在回乡养老预期下，大龄农民工会积极主动维系人情关系，而这需要较大经济支出。 近几年虽然各地农村在整治无事酒、移风易俗上取得一定效果，农民人情负担有所减轻，但仍然较重，每年家庭人情开支大几千及以上是普遍现象；在子代接手之前，为了保证正常的人情往来，大龄农民工也不能“躺平”。 总结来说，在劳动性质上，县域大龄返乡农民工的“退而不休”与普通农村老人朴素的勤劳差异巨大： 普通农村老人的勤劳，是自养状态下的主动劳动，休闲面向突出、负担面向较弱，是无压力状态下的自我驱动，是“不想休”，用老人的话说就是，“做习惯了，动一动更健康、更快乐”； 而县域大龄返乡农民工的“退而不休”，是生计压力下的“不得不做”，是家庭再生产压力加大、劳动力市场接受度降低二者张力的产物，是“不能休”与“被退”的结果，负担面向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