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王爷，大清还没亡，就把712.5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200多个亿）存进了英国银行，这笔巨款放在当时足以颠覆所有人的认知。 这可不是小数目，1911年清廷全年财政收入刚破三亿两白银，按当时汇率换算，这笔钱就有四千三百多万两，刚好是朝廷年收入的六分之一。 要知道那会儿一艘最先进的无畏舰造价才两百五十万英镑，这位王爷的存款能直接买下三支整编舰队，这样的巨款，竟然是他在大清摇摇欲坠时，悄悄给自个儿铺的后路。 这人就是奕劻，慈禧最信任的大红人，军机大臣、议政王的头衔加身，朝堂上的事几乎他说一没人敢说二。可他手里的权柄没用来保江山，全成了敛财的工具。 最出名的就是1907年的杨翠喜案，天津巡警总办段芝贵想当黑龙江巡抚，花一千二百两银子买了歌妓杨翠喜送给奕劻的儿子载振，再凑了十万两白银给奕劻当寿礼。 没过多久，段芝贵就真的坐上了巡抚的位子，这事闹得满城风雨，最后也只是载振辞职了事，奕劻连根头发都没动着。 奕劻的贪腐从来不是偷偷摸摸，而是明码标价的“生意”。当时人都戏称他的庆王府是“老庆记公司”，道台职位十万两，知府五万两，连他府里的门房都敢明目张胆要“进门费”。 袁世凯更是把他喂得最肥的，从1903年奕劻刚进军机处开始，每月都送“月规”，逢年过节有“节规”，1908年慈禧和光绪接连去世，袁世凯借着“奠敬”的名义，前后四次就送了五十万两。 这些钱前脚进府，后脚就被奕劻换成英镑存进汇丰银行，银行账本上甚至直接标着“Y.C.”——袁世凯英文名的首字母，嚣张到了极点。 有御史看不过去，弹劾奕劻把一百二十万两私产存进汇丰银行，可慈禧派去查的人，连银行大门都没进去。汇丰银行一句“客户资料绝密”就把人挡了回来，要知道那会儿普通官员去汇丰办事都得走后门，奕劻的存款反而成了银行的“VIP保障”。 后来又有御史江春霖弹劾他“匿产外洋”，结果摄政王载沣就批了三个字“知道了”，没过半年，江春霖反而被调到新疆，离京时行李还被“盗”了，弹劾的底稿全没了。 奕劻心里比谁都清楚大清要完，可他想的从不是怎么救，而是怎么保住自己的钱。1911年武昌城头的炮声一响，别人都慌着逃命，他却连夜派管家把汇丰的存单换成不记名债券，送到英租界领事馆。 隆裕太后哭着说国库只剩四万两白银，连军饷都发不出来时，奕劻正拿着英国公使提前备好的护照，随时准备跑路。更讽刺的是，北洋军攻下汉口那天，冯国璋除了报捷，还顺便给奕劻送了一张十万英镑的汇票，革命和勤王，压根不耽误他赚钱。 这笔巨款背后，是无数百姓的血泪。1909年河南大旱，饿死的人遍地都是，朝廷拨的赈灾款被各级官员克扣，到百姓手里只剩零头，可奕劻的存款能买一亿斤大米，足够救活百万灾民。 甲午战争后清朝赔了两亿三千万两，辛丑条约更是赔了四亿五千万两，这些赔款最后都摊到百姓头上，苛捐杂税压得人喘不过气，而奕劻一个人的存款，就够抵甲午赔款的五分之一。 1912年清帝退位，奕劻坐着德国货轮逃到天津，汇丰银行确认他的七百一十二万五千英镑一分没少，还多了二十七万利息。 他在天津租界照样锦衣玉食，家里六个大厨九个助手，每天备五十多种山珍海味，而北京城的百姓还在为一口吃的发愁。 有人算过，他的存款够买3500栋伦敦别墅，可当初保卫北京的北洋军士兵，一年军饷才二十两，连奕劻家一顿饭钱都不够。 大清亡了，奕劻的存折却活得好好的。这位权倾朝野的王爷，到最后都没明白，他拼命护住的钱财，恰恰是压垮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朝廷重臣一门心思为自己铺路，把百姓的血汗钱塞进外国银行时，这个王朝早就没了活下去的道理。奕劻晚年在天津安享富贵，可他留下的骂名，一百多年来就没断过——毕竟谁都忘不了，那个本该护国的王爷，最上心的从来只有自己的钱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