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杨虎城被杀一事，晚年张学良一直表示：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 1936年的西安城，秋风吹动东北军营地的军旗，张学良捏着士兵们联名的抗日请愿书，指节泛白——纸上“宁战死不当亡国奴”的字迹，混着渭水的潮气洇开。 陕西官署里，杨虎城把蒋介石“剿共”的电报拍在桌上，十七路军的军靴踏得地面发颤，“枪口对内，就是自毁长城”，这话顺着风传到张学良耳中时，两个将军的茶杯在油灯下轻轻一碰，溅出的茶水在地图上洇出小小的圈。 他们都没想到，这个圈会套住此后半生。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时，张学良在华清池外站了三个小时，从“停止内战”说到“一致抗日”，换来一句“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杨虎城在侧室里转了一夜，第二天推门对张学良说：“抓他，逼他点头。” 后来张学良对着两人唯一的合照掉泪，“主角是他，我只是陪衬”，照片里杨虎城的军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眼里的火。 事变和平解决时，杨虎城攥着张学良的胳膊不让走：“蒋介石的话能信？得立字据！”张学良甩开他的手，“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转身登上飞机。 结果是，张学良在南京机场刚落地就被缴械，从此开始五十年囚笼生涯；杨虎城没被立刻抓，但十七路军被拆解，他带着“出国考察”的名义被送走，行李箱里装着的西北地图，到了欧洲也没敢拿出来。 1937年冬天，巴黎的报纸登着卢沟桥事变的消息，杨虎城在旅馆里砸碎了玻璃杯。连着三封电报发往重庆，“愿率旧部赴前线”，蒋介石的回电写着“准予回国”，他没看见戴笠在南昌机场布下的宪兵——那些人穿着便衣，手里捏着麻绳，像等着猎物落网的狼。 这一等，就是十二年。从南昌的草房到湖南益阳的土牢，再到贵州息烽的玄天洞，杨虎城数着石壁上的刻痕过日子。 夫人谢葆贞被逼疯时，抱着枕头喊“拯中、拯贵”，特务就把孩子关到另一间牢房；他想绝食，看守说“你死了，孩子也活不成”，只好把发霉的米饭往下咽。 骨灰盒是谢葆贞死后唯一的念想，他用布条缠在腰上，夜里能摸到盒盖的冰凉，像摸到她最后一口气的温度。 1949年秋，看守突然送来新棉衣，说“李宗仁代总统下令放你了”。杨虎城把骨灰盒裹进棉衣里，牵着小儿子杨拯中、小女儿杨拯贵走出牢房，阳光刺得他眯起眼——十二年没见过这么亮的天了。 周养浩笑着递过车票：“去台湾，和张学良先生汇合。”他信了，跟着上了车，车停在重庆戴公祠门口时，他还在想，见到张学良该说什么。 门后藏着十一把刀。杨拯中刚喊出“爸”，声音就被刀刃切断。杨虎城怀里的骨灰盒摔在地上，裂开一道缝，和他十二年前在玄天洞刻下的第一道痕，一模一样。 没人知道，李宗仁的释放令早就躺在毛人凤的抽屉里，盖着“暂缓”的红章；更没人知道，蒋介石给毛人凤的手令只有八个字：“清除干净，不留痕迹”。 张学良是多年后在台湾听说的。他摸着轮椅扶手发呆，“他手里早没兵了，为什么还要杀？” 有人说蒋介石恨杨虎城在事变里最硬气，有人说怕他投共，张学良却摇头，“再恨，孩子有什么错？” 其实答案就藏在蒋介石的日记里：“凡异己者，纵无威胁，亦不可留”——权力的字典里，从来没有“放过”，只有“清除”。 晚年张学良对着杨虎城的照片叹气，照片里的人穿着军装，眼神像西北的星。他那句“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其实不是真的不明白，只是不愿意承认：有些黑暗，容不下一点光。 杨虎城的死，从来不是因为“有错”，只是因为他敢在黑夜里举着火把——而举火者，从来是独裁者最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