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8月，蒋经国的私人医生程寿山为蒋经国量血压，量完后吓了一跳，蒋经国的血压居然只有正常人指数的一半，他立刻向蒋经国医疗小组的召集人报告，然后连忙把蒋经国送往“荣总”急救 1987年8月，那时的台湾政局，空气里绷着一根随时会断的弦，就在7月15日，虽然刚刚宣布解除了长达数十年的戒严，但这并不意味着太平。 相反，失去强力压制的反对声浪正在街头巷尾疯长，作为掌舵者，蒋经国太清楚了：这时候他的身体绝对不能倒，或者说，绝对不能“被看到”倒下。 为了这种脆弱的政治稳定，他必须用“空车计”来制造还在掌控全局的假象，甚至不惜在偶尔的公开露面中，强忍剧痛延长站立时间。 但几十年来对甜食和油腻毫不忌口的任性，早已埋下祸根，让他的血糖常年飙得惊人，到了生命最后几个月，这具被糖尿病彻底掏空的躯壳，内脏大半已经坏死。 每到周二晚上，因为次日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那种由于身体极度痛苦带来的焦虑就会如期而至。 1988年1月12日那个深夜，他再一次焦躁地在床和轮椅间折腾，可叹的是，在这座大宅子里，竟无人能真正分担他的痛苦。 看看他身边的亲人吧：结发妻子蒋方良自己心脏也不好，正躺在隔壁养病；长子蒋孝文曾被寄予厚望，却因生活奢靡把自己喝废了，糖尿病并发症让他神志不清，早就瘫在病床上；次子蒋孝武远在新加坡；女儿也不在身边。 那一晚，只有冷冰冰的侍卫看着他因为剧痛而像困兽一样拍打床沿，即便痛到极致，他还要压抑声音，生怕吵醒隔壁同样病重的妻子。 转天早上，因为常常感觉到肠胃不适，他甚至没力气吃早饭。命运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开了个恶意的玩笑——当时在官邸里的，只有来给蒋方良看心脏病的姜必宁医师，而最了解他肠胃状况的主治医生罗光瑞，恰好那天出城去了。 当姜必宁慌手慌脚地联系专家时，死神的镰刀已经落了下来。 那天中午，还在强撑着的蒋经国，还在惦记孩子们，他问副官：“孝文呢？”“孝武呢？”当得知长子在外面吃饭，次子在国外时，他只来得及发出一个落寞的单音节：“哦。” 此时，一直陪伴他的儿子蒋孝勇，因为要陪长辈吃饭，也离开了房间，就是这一顿饭的功夫，成了父子永诀。 大概11点40分，黑色的淤血从他口中狂喷而出，染黑了床单，紧接着是大量鲜红的血液。所有的医生护士乱作一团，但那种从生命深处崩塌的溃败，神仙难救。 下午12点50分，蒋经国倒卧在血泊中，彻底停止了呼吸。 哪怕人已经走了，荒谬的一幕还在继续：病床边的监控仪器依然在发出有节奏的“嘟、嘟”声，那是体内起搏器在运作的声音。 他就这样走了，没有一句遗言，没有亲人握着他的手送终，这个一生都在极力维系局势“稳定”、试图掌控一切的强人，最终却死得如此仓促、混乱且孤独。 信息来源： 百度百科|蒋经国 《中外书摘》编辑部编. 褪去光环看名人[M]. 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