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在云南省高院，褚时健进行最后的陈述：“说我受贿3630万人民币、100万港币、30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400万，这个我承认，这是17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昆明冬雪纷飞，法庭上一个白发老人站起身，声音平静却掷地有声：“那些几千万的受贿，我没拿，一分不认；违规奖金四百万，我承认，是厂里这些年多发的，该我负责。”这番话背后，是中国国企改革从谷底到巅峰的酸甜苦辣。褚时健的认错，会换来怎样的余生？ 1999年1月9日那天，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长达八千字，成了司法文书的样板。褚时健71岁，站在被告席上，听完公诉人列出那些数字：私分公款35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870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人民币403万、港币62万。他没争辩太多，只在最后陈述时，直截了当地说出那句大家后来反复传诵的话。 这案子从1995年就埋下种子。那年，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因为盆景生意被查，牵出家族资金往来。女儿褚映群卷入河南一桩大案，在看守所写不下笔录，最后自杀身亡。1996年12月，褚时健在河口边境被隔离审查。办案人员翻家底，冻结账户，扣押存折和金器。 1997年2月，改成监视居住，每天报备行踪，家里装监控。检察院查境外账户，认定那些钱来自烟草浮价和新加坡加工的利润分成。1998年8月，云南检察院起诉，案子直奔高院。庭审在昆明公开进行，检察方亮出银行流水和委托书，证人包括厂里老员工，上台陈述细节。辩护人质疑文件链条不全，说证据间有出入。 法院认定贪污事实清楚，数额巨大，褚时健在三人私分中起组织作用，本该判死刑。但考虑自首、立功和赃款全追回，减轻处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五年。数罪并罚，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20万。他签字，没上诉。 褚时健的案子，折射出90年代国企改革的阵痛。那时候，玉溪卷烟厂从濒临破产，到亚洲第一，靠的就是大胆抓原料、引设备、改管理。可双轨制下，计划外收入灰色地带多，激励机制跟不上，企业效益和个人待遇脱节。褚时健18年工资总共80多万，却为国家创利税991亿。案子一出，社会议论多，有人说这是“59岁现象”，退休前想多留点；也有人指出，监督缺位，权力集中，容易出问题。 回看褚时健早年，1928年生在华宁县农民家，抗日时父亲被炸死，14岁接手小酒坊，用两斤半苞谷出斤酒，养活一家六口。新中国成立，参加边纵游击队，入党，当过区长、人事科长。1958年划右派，下放农场16年，学管理。1963年去新平糖厂，当副厂长，一年扭亏为盈。1979年10月，51岁调玉溪卷烟厂。 他带队去美国学万宝路生产线，回厂拆老车间，引瑞士德国设备。建70万亩烟叶基地，教烟农选种子、修水渠，亩产从242公斤升到373公斤，上等叶占八成。1986年兼烟草专卖局局长、公司经理，三合一体制，产供销一条龙。1987年税利7.6亿，优质烟占九成。1993年85亿，1996年超200亿，占云南财政六成。红塔山成全国热卖，品牌价值332亿。他获“亚洲烟王”称号，厂里盖小楼、配专车。 可巅峰后，问题浮出。1992年南巡后，市场化加速，卷烟双轨价差大，浮价款堆积境外账户。褚时健想为将来留条路，1995年和两人策划私分300万刀，先拿100多万给自己，每人60-70万。钱转新加坡账户，没实际到手，但法院认定构成贪污。辩方说这是集体私分国有资产，属单位行为；法院驳回，强调个人非法占有目的。 这案子办得公开透明，高院初审，控辩式庭审，合议庭加人民陪审员。判决书详析争议，体现无罪推定，对证据不足的受贿指控，直接不予认定。只认账内违规收入和私分事实。办案中，中纪委主导，云南省委一度担心影响大局，但最终依法走完程序。褚时健服刑进云南第一监狱，2001年减到17年，5月15日因糖尿病保外就医，74岁回玉溪。 出狱后，他没闲着。2002年，和马静芬包哀牢山2400亩荒地，借1000多万，种冰糖橙。初期清石头、挖渠，选湖南苗，每亩70-80棵。头几年没收成，靠借钱发工人工资。2006年第一批14吨，他尝后调整施肥、剪枝，增甜度。马静芬去昆明、上海摆摊卖。2011年刑满，果园利润超3000万，资产8000万。孙女婿管销售，儿子褚一斌从新加坡回，接手运营。 2012年，褚橙进北京，一天卖1500箱。周边农户从年入2000涨到10万多，带动200户脱贫。2014年建褚橙庄园，年销过亿。2018年，云南褚氏果业成立，他任董事长，年利7000万。晚年捐近1000万，修家乡路桥。2019年3月5日，在玉溪医院去世，91岁。 褚时健一生，从烟厂到果园，两次17年，创两个奇迹。国企改革中，他抓机遇、带团队，贡献大；但也踩雷，提醒大家制度要跟上。出狱后，用行动改造自我，致富一方，体现知错就改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