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病重的贺龙，大便一直解不出来，痛苦不堪。这时，薛明就将肥皂水含在嘴里，在利用氧气袋上的橡皮管作导管，开始给贺龙灌肠。 1969年的春天，北京的风还带着料峭的寒意，吹得窗外的树枝光秃秃地打颤。贺龙躺在病床上，脸色蜡黄得像张旧纸，颧骨高高凸起，原本洪亮如钟的嗓子，如今只能发出微弱的喘息。连日来的折磨让他形容枯槁，最让他痛苦的，是几天解不出大便，肚子胀得像个鼓，每动一下都疼得额头冒汗。 薛明坐在床边，握着他枯瘦的手，指腹摩挲着他手背上突出的骨节，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医生来看过，只留下几句“注意观察”就匆匆离开，连点像样的药都没有。她看着丈夫蜷缩在床上，眉头拧成个疙瘩，嘴唇咬得发白，心像被钝刀子割着似的疼。 “文常……”她凑到他耳边，声音压得低低的，带着哽咽，“咱想想办法，不能这么熬着。” 贺龙艰难地睁开眼，浑浊的眼珠动了动，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像是在说“没用”。 薛明咬了咬牙，站起身。她记得以前在部队，有战士便秘，老军医用过肥皂水灌肠的法子。可现在病房里啥都没有，连个像样的导管都找不到。她在屋里转了两圈，目光落在墙角那个瘪了一半的氧气袋上——那是前阵子偷偷弄来的，没多少氧气了，橡皮管倒是还算完好。 “有了。”她眼睛一亮，赶紧找出一块肥皂，又倒了半碗温水，蹲在地上使劲搓，直到水变得滑溜溜的，泛着白沫。可没有针管，怎么把肥皂水送进去？她看着那截橡皮管，突然心一横，端起碗喝了一大口肥皂水。 那肥皂水又涩又辣，呛得她喉咙火烧火燎的，眼泪瞬间涌了出来。她强忍着没咳出声，怕惊动了外面的人，更怕让贺龙看见心疼。她迅速拿起氧气袋上的橡皮管，把一端含在嘴里，另一端小心翼翼地对着温水冲了冲，然后俯下身，轻轻扳过贺龙的身子。 “文常，忍忍，一会儿就好了。”她的声音抖得厉害，手指因为紧张而发颤。橡皮管很粗糙，她怕弄疼他，动作轻得像羽毛拂过。含在嘴里的肥皂水带着苦味，顺着喉咙往下淌，可她顾不上这些，一门心思只想着快点让丈夫舒服些。 贺龙感觉到了什么，艰难地转过头，看见薛明嘴角挂着白沫，眼里含着泪，正咬着牙往橡皮管里送肥皂水。他猛地睁大了眼睛，喉咙里发出急切的“呜呜”声，像是在阻止她。 “别动，听话。”薛明用手背擦了擦嘴，挤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很快就好，你不难受了，咱才有劲儿跟他们耗。” 肥皂水一点点通过橡皮管送进去，薛明的腮帮子酸得发麻，嘴里的苦涩味直往胃里钻。她一边送，一边用另一只手轻轻揉着贺龙的肚子，动作轻柔得像在呵护一件稀世珍宝。 不知过了多久，她感觉嘴里的肥皂水快没了，才慢慢抽出橡皮管。刚直起身，就一阵天旋地转，差点栽倒在地，她赶紧扶住床沿，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喉咙里又辣又疼，像是吞了把沙子。 贺龙看着她苍白的脸，眼角滚下两颗浑浊的泪，顺着脸颊滑进枕头里。过了约莫半个时辰，他的肚子开始咕咕作响，脸上的痛苦渐渐减轻了些。薛明赶紧端来便盆，守在旁边轻轻拍着他的背，像哄孩子似的低声安慰。 等一切结束，贺龙终于松了口气，虚弱地闭上眼，嘴角带着点解脱的笑意。薛明给他擦干净身子，换了条干净的床单，才拖着灌了铅似的腿坐在床边，拿起那碗剩下的肥皂水，再也忍不住，趴在床边无声地哭了起来。 窗外的风还在刮，可病房里，薛明握着贺龙渐渐暖和过来的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能让他少受点罪，别说喝肥皂水，就是让她豁出命去，也愿意。那些日子里，支撑着她的，从来不是什么希望，而是这个陪了她一辈子的男人——她不能让他一个人疼，一个人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