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炎夏刚过，张宗昌坐在营帐外的槐树下，左手抓着油亮的花生米往嘴里送，右手端着粗瓷碗抿黄酒，酒液顺着嘴角流到络腮胡里，黏住几粒碎花生。 炊事班的李长顺被绑着押进来时，裤脚还沾着东山的泥，怀里揣的冷馍掉在地上，滚出半块啃剩的鸡腿——那是他逃跑时从锅里顺走的。 “我张宗昌的兵，也敢临阵脱逃？”张宗昌把碗往石桌上一墩，酒洒了一地，溅起的泥点打在李长顺脸上，“王魁，去拿纸墨来，我亲自写个枪毙令，让这孙子知道军纪是啥玩意儿！” 卫兵们低着头退出去，营帐里只剩烛火摇曳，把张宗昌的影子投在帐壁上，像块扭曲的黑布。 他提笔在宣纸上写下“枪”字，笔锋顿在“毙”字的偏旁上——左边是“死”还是“比”？脑子里像塞进团乱麻，太阳穴突突跳，连带着握笔的手都抖了。 他不甘心，把“毙”字划掉，想改“打三百军棍”，可“棍”字刚写好“木”字旁，右边的“昆”怎么也想不起笔顺，墨汁在纸上晕开个黑团，像块没擦干净的脏污。 营帐里静得能听见烛火噼啪声，王魁和几个卫兵低着头，谁也不敢抬头——他们是该提醒大帅笔顺，还是假装没看见这出闹剧？ 张宗昌盯着那张写了一半的纸，脸憋得通红，络腮胡都跟着抖，突然“啪”地把笔扔在桌上：“妈的，今天酒喝多了，跟个厨子较劲犯不着！” 他抓起纸揉成一团，扔进脚边的纸篓，纸团撞在篓壁上，滚出几片撕碎的“枪”字残角。 “给这孙子松绑，让他滚！”张宗昌背着手往内室走，声音比刚才下令时低了八度，像是怕谁听见。 李长顺跪在地上，懵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磕头磕得额头撞地“咚咚”响，想爬却被脚上的绳子绊倒，整个人滚成个泥团，卫兵赶紧上去解开绳结。 他连滚带爬跑出营帐时，鞋都跑丢了一只，光着的脚底板在碎石子路上划出几道血痕，可他头也没敢回。 王魁看着张宗昌的背影，嘴角咧到耳根，又赶紧捂住嘴，直到内室的门“吱呀”关上，才凑到卫兵耳边嘀咕：“连个‘毙’字都不会写，还学人家写军令呢。” 这话像长了翅膀，没几天就飞出军营，济南城里的小贩、挑夫、茶馆伙计都在传，有人编了顺口溜：“张宗昌，写毙字，笔画忘了；改军棍，木旁完了，右边卡壳了——放了逃兵，保住面子了！” 孩子们追着兵丁喊，兵丁们红着脸赶，却不敢真动手——谁不知道大帅最忌讳别人说他不识字？ 你说这算哪门子军纪？一个军阀处置逃兵，到头来竟被自己的笔杆子难住了，是真糊涂还是假大方？ 后来才有人琢磨过味儿来，张宗昌哪是大方，他是怕啊——怕在部下面前露了怯，怕人家知道他这个督军其实是个睁眼瞎，那点好不容易攒起来的“威风”，怕是要跟着碎纸团一起扔进纸篓。 李长顺回了老家，再也没敢当兵，有人问起那天的事，他总说大帅心善，却绝口不提那张写了一半的处决令；而张宗昌呢，后来照样杀人立威，只是再也没亲手写过军令，连批个条子都让秘书代笔。 1932年他从日本溜回济南，刚出火车站就被仇家子弟郑继成几枪撂倒，尸体躺在月台上，连个敢收尸的部下都没有——当年营帐里憋着笑的卫兵，早不知散落到哪儿去了。 济南城的顺口溜又多了一段，比上次的更狠：“张宗昌，毙字忘，军棍不会写；到头来，枪子儿响，没人收尸凉。” 风一吹，顺口溜顺着街面滚，滚过当年他坐着喝酒的槐树，滚过李长顺逃跑时踩过的石子路，像是在问：那些靠着狠劲和运气爬上去的人，真能靠面子撑一辈子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