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汉，一51岁男子为了办好他的农业合作社，只身入住某酒店。不料，男子次日凌晨因心脏不适向朋友求助，朋友火速将救命的药品送到酒店前台，焦急地解释：“我朋友姓胡，昨晚入住的，现在联系不上，这救心药必须马上送到！”然而，因为他不知男子的全名，前台工作人员在电脑前冷漠地摇了摇头，以“没有义务”为由拒绝协助。朋友在酒店门口连续拨出七个电话，但都无人接听。无奈之下，朋友只得将药留在前台，并留言告知。万万没想到，此后5小时，无人敲门，无人查看，直到保洁人员推开房门，才发现男子早已瘫倒在地，身体冰凉。法医推断，男子在中午时分便已离世。 据悉，老胡多年来和儿子一起承包土地经营农业合作社，为了扩大生意，他经常奔波于各地洽谈业务。 2025年11月19日晚上，老胡办完事后，由多年未见的老友韩顺开车送至附近的酒店入住。 据韩顺后来回忆，那天晚上老胡状态正常，两人在车上闲聊甚欢，老胡还提到合作社贷款上百万元，压力不小，但眼神里满是希望。 谁也没想到，这竟是老胡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夜晚。 11月20日上午9点19分，老胡在酒店房间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他第一时间拨通了韩顺的电话，声音虚弱地请求帮忙去另一位朋友家取药。 老胡患有心脏病和糖尿病多年，平时需要定期服药控制病情，由于症状来得突然，他来不及详细说明自己的状况，只催促韩顺尽快取药送到酒店。 韩顺察觉老胡语气异常，立即驱车前往取药，药品包括四种：两种是糖尿病治疗药物，另两种是高血压和心绞痛急救药。 上午9点40分左右，韩顺带着装在塑料袋里的药品赶到雅斯特酒店前台，这时距离老胡求助电话仅过去21分钟。 韩顺向前台工作人员说明情况：房客姓胡，姓名三个字，男性，昨晚入住，现在身体不适需要送药。 由于两人是幼年相识，韩顺习惯称呼老胡的绰号“瓜老板”，并不清楚其准确全名。 酒店前台在电脑上查询后，以“无法确认住客身份”为由拒绝提供协助。 韩顺当场多次拨打老胡电话，连续拨出7个呼叫均无人接听。 情急之下，韩顺请求前台至少帮忙确认房间号并送药上楼，但工作人员坚持’“没有义务帮忙送药”。 由于另有急事待处理，韩顺只得将药品放在前台，给老胡微信留言说明情况后离开。 此时酒店监控显示时间为上午9点47分。 接下来的5个多小时里，那袋装着四种急救药物的塑料袋始终在前台角落，期间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对房客失联状态产生警觉，也未采取任何排查措施。 当天下午3点，酒店保洁人员按规定打扫房间时，发现老胡倒在房间地板上，已无生命体征。 据法医事后推断，老胡的死亡时间在中午12点至下午2点之间。 当老胡家属赶到现场时，才从前台取回那袋原封不动的药品，看着未拆封的急救药，家属悲痛欲绝：“如果前台当时多个心眼，如果酒店有应急机制，他可能就不会走..” 老胡的离世给家庭带来毁灭性打击，他80多岁的父母需要赡养，刚出生的孙子需要抚养，上百万元的农业贷款尚未偿还。 家属认为，酒店在前台接收到急救药品且知悉住客失联的情况下，未履行基本的安全保障义务，存在明显过错，理应赔偿。 在后续调解中，酒店方仅同意支付两万元人道主义补偿，这让家属难以接受。 作为送药人的韩顺至今懊悔不已：“我应该坚持要求他们送药的，或者直接报警求助。但当时觉得酒店应该会处理...” 那么，从法律角度，酒店是否需要对老胡的死亡承担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明确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本案中，老胡作为付费住客，与酒店形成了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酒店明知老胡此刻身体不适，急需救命药品，送药人韩顺已明确告知“房客现在联系不上”，且当场多次拨打电话无人接听。 在此情况下，酒店对处于潜在危险中的老胡，负有不可推卸的安全保障义务，理应采取初步排查措施。 然而，酒店却在5个多小时内，未采取任何排查措施，如派人敲门、通过登记信息联系紧急联系人等，未尽合理保障义务，对老胡的死亡存在一定过错。 不过，《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三条规定，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老胡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明知自身患有严重疾病，应对自身健康负有最主要的注意义务，其未随身携带必备药品、未将自身健康状况及紧急联系人信息告知酒店或同行朋友，其自身应承担主要责任。 所以，酒店即便要担责，也支持承担次责，通常在10%至30% 之间浮动。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