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国一名志愿军战士，为娶一位朝鲜姑娘，选择留在朝鲜，放弃我国国籍。然而晚年时，他却数次申请，想恢复国籍。… 1950年，王兴复才19岁，正是山东胶州的一条硬汉。跟着队伍跨过鸭绿江的时候，他心里想的估计和大多数战士一样：打完仗，就把老家那几亩地种好。他被分到了志愿军第四兵站，这活儿听着像后勤，其实一点不比前线轻松。前边打仗要子弹、要粮食，后边伤员要转运，兵站就是那根紧绷的生命线。 那时候的朝鲜，遍地焦土。王兴复在执行任务的间隙，还得帮着当地老百姓修修补补。也就是在黄海道平山郡的一次帮扶中，他碰上了吴玉实。 这姑娘比他小几岁，家里穷得叮当响，屋顶都被炸漏了风。王兴复这人实诚，看着人家孤儿寡母的可怜，只要一有空，就跑去帮忙。给屋顶抹泥、劈柴担水，甚至从自己牙缝里省出口粮塞给她们。一来二去，吴玉实看这个中国志愿军的眼神就不一样了。虽然语言磕磕绊绊，但那份心意，比什么甜言蜜语都管用。感情这东西，在炮火连天的岁月里，往往生长得最野蛮、最结实。 1958年，这也是决定命运的一年。根据安排，志愿军将分批全部撤离朝鲜。这消息对别人是喜讯，对王兴复却是晴天霹雳。 部队明文规定：严禁与当地人通婚。 摆在王兴复面前的路就两条：要么服从命令回国，这辈子跟吴玉实大概率是永别；要么想办法留下来，但这就意味着要脱离部队，甚至失去中国国籍。 王兴复辗转反侧了好几个晚上，最后居然真的向上级递交了一份申请，说得直白点就是：我想娶她，我不想走。 连队干部挠头，营部领导为难，这不合规矩啊。但或许是王兴复平日里表现太好，身上还挂着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又或许是那段跨国恋情太过纯粹，感动了从上到下的首长。这份申请居然一级一级报了上去，最后经志愿军总部和朝鲜方面协商，竟然特批了！ 处理结果只有四个字：“就地复员”。 1959年，当战友们的列车轰鸣着驶向鸭绿江大桥时，王兴复站在站台上，手里捏着的不再是军人证，而是朝鲜的公民证。他放弃了中国国籍，成了一名朝鲜华侨。为了一个承诺，他把自己“流放”在了异国他乡。 留下来后的日子，并不像童话里那么浪漫。王兴复被安排在当地一所华侨小学当老师，后来做到了教导主任、校长。他和吴玉实结了婚，住的是土房，烧的是煤渣。虽然日子清贫，但他把一腔热血都洒在了教育上。他教孩子们汉字，讲《木兰辞》，讲中国的历史。他虽然换了国籍，但骨子里的中华血脉，是一点没敢忘。 在那些年里，每当夜深人静，王兴复总会习惯性地望向西南方。那里有胶州湾的海风，有他熟悉的乡音。特别是在中秋节，看着天上的月亮，这个硬汉心里那根思乡的弦，崩得紧紧的。吴玉实懂他，她常说：“等有机会，咱们一定回去。” 转机出现在70年代末。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中朝之间的人员往来政策开始调整。王兴复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开始频繁地跑相关部门，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申请回国定居。 这过程比当年留下来还要难。材料要一摞摞地补，公章要一个个地盖。从1967年第一次动念头，到1978年正式递交材料，再到1981年最终获批，这中间全是煎熬。有人可能会问，既然当初为了爱情那么决绝，现在怎么又非要折腾着回来？ 其实这并不矛盾。年轻时留下，是对爱人的责任；年老时归来，是对故土的眷恋。这就是中国人的“落叶归根”。 1981年，50岁的王兴复终于拿到了那张盼了半辈子的批准书。他带着妻子吴玉实和四个孩子，登上了回国的列车。 当火车驶过鸭绿江大桥，看着窗外熟悉的汉字路牌，看着久违的中国面孔，王兴复眼眶红了。这短短几百米的桥，他走了整整22年。 回到山东老家后，王兴复并没有闲着。虽然年纪大了，但他那段特殊的经历成了宝贵的财富。当地并没有把他当外人，安置工作做得挺暖心。他也没闲着，利用自己精通朝鲜语的优势，去师范学校当老师，去文化馆帮着整理抗美援朝的史料。 他在编写地方志的时候，看到那些牺牲战友的名字，经常是一边抄写一边掉泪。他说，自己是替那些回不来的战友活着，得把这些历史留下来。 到了晚年，王兴复过得很平静。他和妻子在老家安度晚年，孩子们也都有了出息。偶尔有人问起他后不后悔当年的选择，他总是乐呵呵地摇头。在他看来，人生哪有什么绝对的对错，不过是在该担当的时候担当了，在该回归的时候回归了。 咱们现在回头看王兴复的一生，会发现他其实是个特别纯粹的人。在那个集体主义至上的年代，他敢于追求个人情感；在个人主义盛行的后来，他又坚守着家国情怀。他用自己的一生，在鸭绿江两岸画了一个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