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他瞒着妻子，偷偷把一管不明液体，灌进不满一岁的儿子嘴里，看着儿子对他笑。他却流着泪对儿子说：“儿啊，为了亿万婴儿的生命，爸只能对不起你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无声的浩劫。一种怪病像幽灵一样在神州大地上游荡，也就是咱们熟知的脊髓灰质炎，老百姓叫它“小儿麻痹症”。 它专门盯着七岁以下的孩子下手。一旦染上，轻得腿脚萎缩，终身残疾，重得直接要了命。 顾方舟当时刚从苏联留学回来，是个正儿八经的病毒学博士。他在门诊看到过一个场景，一位大姐拉着他的手哭得撕心裂肺，问医生能不能救救她的孩子。顾方舟当时心里那个难受啊，他只能实话实说：这病，治不了，只能防。 从那天起，这个年轻的科学家就跟这个病杠上了。他发誓，要让中国的孩子都能站着走完这一生。 可是，搞疫苗哪有那么容易？当时摆在顾方舟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美国的路，用“死疫苗”，安全是安全，但效果一般，关键是贵，刚成立的新中国根本掏不起这个钱；另一条是苏联和美国科学家萨宾搞的“活疫苗”，效果好，便宜，但是——风险极大。 啥叫活疫苗？说白了就是把病毒毒性减弱，打进身体里让人产生抗体。但如果毒性没减干净，或者到了人体内毒力恢复了，那这疫苗就变成了毒药，打了疫苗反而会得病。 顾方舟是个务实的人，他算了笔账，中国人口这么多，要想消灭这个病，只能走减毒活疫苗这条险路。既然选了这条路，就得有人去蹚雷。 1959年，疫苗的样品出来了。按照科学流程，得先在动物身上试，然后是成人，最后才是幼儿。动物实验过了，成人实验谁来做？顾方舟二话没说，自己先干了一杯。这一杯下去，那是拿命在赌。好在，他和同事们都没事。 真正的鬼门关来了——幼儿临床试验。 成人的免疫系统强，扛得住，可孩子呢？这疫苗针对的就是孩子，不在孩子身上试，永远不知道有没有效。可是，谁家舍得拿自己的心头肉来做实验？ 顾方舟把自己关在屋里，烟抽了一根又一根。最后，他做出了那个让他后怕一辈子的决定：别人家的孩子我不忍心，那就拿我自己的儿子来试！ 当时，他的大儿子顾烈才刚满周岁，正是咿咿呀呀学语、最招人疼的时候。 那天，趁着妻子李颖出差不在家，顾方舟哆哆嗦嗦地拿出了那管液体。看着儿子天真无邪的笑脸，这个在实验室里雷厉风行的汉子，手抖得像筛糠一样。他心里清楚，这一勺喂下去，要么儿子没事，咱们国家的疫苗成了；要么儿子终身残疾，甚至…他不敢往下想。 他流着泪，对着啥也不懂的儿子说了那句心里话：“儿啊，为了亿万婴儿的生命，爸只能对不起你了！” 液体灌下去了。接下来的日子，对顾方舟来说，简直就是活受罪。他天天盯着儿子，看他能不能吃饭，能不能走路，有没有发烧。半夜里稍微有点动静，他都能吓出一身冷汗。 这事儿还没完，更让人动容的是，顾方舟实验室里的那些同事们。当他们知道老顾拿自己儿子试药后，这些年轻的爸爸妈妈们，二话没说，纷纷把自己家的孩子抱了过来。“老顾，算我家一个。”“还有我家的。” 整整十天的观察期，对于这群父母来说，比十年还长。万幸，苍天有眼，孩子们都活蹦乱跳，没有任何不良反应。测试期结束那一刻，这群平日里严肃的科学家们抱头痛哭。 这一关是过了，但顾方舟知道，这只是万⾥长征第一步。疫苗要量产，要在全国推广，光靠实验室这几瓶瓶罐罐肯定不行。国家把生产基地定在了云南昆明的玉案山。 顾方舟带着团队，拖家带口就去了。没有房子自己盖，没有设备自己造。最难的时候，大家连饭都吃不饱，还得漫山遍野去抓猴子做实验。 这期间还有个插曲。那时候咱们国家没冷链运输条件，液体疫苗必须冷冻保存，到了偏远农村根本没法用。而且那液体味道怪怪的，小孩都不爱吃，家长捏着鼻子灌也费劲。 顾方舟脑瓜子一转，想了个绝妙的点子。能不能把疫苗做成糖呢？孩子都爱吃糖啊！为了这个点子，他又钻进了实验室，反复调试配方，还得保证做成糖球后病毒不死。 终于，那个外表是糖、内心是疫苗的“糖丸”诞生了。这玩意儿不需要在那可怕的低温下保存，常温下能放好几天，关键是好吃，香草味、奶油味，孩子们抢着吃。 就因为这个小小的改变，疫苗迅速覆盖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从城市到农村，从海岛到边疆，无数个中国孩子，因为嘴里这颗甜甜的糖丸，躲过了瘫痪的厄运。 顾方舟这一干，就是整整一辈子。他在云南的大山里一待就是几十年，连母亲去世都没能回去见最后一面。为了那个承诺，他亏欠了家人太多太多。 直到2000年，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中国代表，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那份报告庄严宣告：中国，彻底消灭了脊髓灰质炎！ 那一刻，老爷子手里的笔，重若千钧。 2019年1月，顾方舟在北京逝世。临走前，他留下了两句话，听得人想哭：“我一生做了一件事，值得，值得。孩子们快快长大，报效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