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当年说过一个很精准的观点:近代以来，日本之所以敢屡次发动侵华战争，是因为日本对中国政府和国民的思想是相当的熟悉和了解的。 日本从没想过打一场没准备的仗，早在上世纪初甚至更早，就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往中国派 “生意人”“学者”，这些人背着算盘和书本的外壳，骨子里全是间谍的本事。 这种“了解”并非源于正常交流，而是日本数十年如一日、有组织的情报渗透。 1894年甲午海战前，日本间谍已把清军炮台坐标标进手册；抗战爆发时，他们连偏远县城的水井位置都了如指掌，这种准备绝非临时起意。 很多人以为日本间谍活动始于甲午战争，实则早在明治维新初期的1870年代就已启动。当时日本成立“玄洋社”，打着“学术考察”“贸易拓展”旗号，向中国派遣大量“大陆浪人”。 这些人表面是货郎、教师，实则带着明确任务——记录城镇分布、测量道路宽窄、打听地方官员习性，甚至偷偷绘制简易地图。 最典型的是1886年成立的“乐善堂”，表面是上海的药房，老板岸田吟香是知名“汉学家”，实则是日本最早的驻华情报站。 根据国防部官网披露的史料，乐善堂把中国划分为华北、华中、华南三个片区，每个片区的间谍都要提交“见闻录”，内容细到“某村有壮丁多少”“某条河流枯水期水深”。甲午战争中，日军能精准绕开清军布防薄弱点，靠的就是这些手册。 日本间谍的“专业性”远超常人想象，他们甚至会刻意融入中国社会。比如甲午战前活跃在山东的间谍宗方小太郎，不仅能说流利山东方言，还留着辫子、穿长袍马褂，连当地茶馆老板都以为他是“闯关东回来的商人”。 他提交的《中国大势之倾向》报告，精准预判了清廷的腐朽程度，连“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这样的内部消息都写得一清二楚，这份报告后来成为日本军部制定侵华策略的核心参考。 很多人有个认知误区，觉得日本侵华全靠坚船利炮，却没意识到情报战早为军事进攻铺好了路。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能以弱胜强，关键就靠间谍明石元二郎的操作。 据中国军网披露，这位被德皇威廉二世称为“一人抵二十万大军”的间谍，带着100万日元（当时可建千座住宅的巨款）潜入俄国，煽动各反对党闹事，直接引发1905年俄国革命，让俄军前线无兵可派。更关键的是，他还顺带摸清了东北的军备布防，为后来日本渗透东北埋下伏笔。 进入民国，日本的情报网更是织到了中国骨子里。1906年成立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表面是经营铁路的企业，实则是日本最大的侵华情报枢纽。其下属的“调查部”在东北设了20多个分支机构，雇佣数千人搞情报。 这些人伪装成农学家、地质队，把东北的黑土地肥力、煤矿储量、河流汛期逐一摸清，绘制的《满洲资源地图》比国民政府的官方地图还精确，连偏远山村的水井位置都标注精准。 从地缘战略看，这种渗透是日本“大陆政策”的必然操作，明治维新后，日本就定下“先占朝鲜、再吞满蒙、后控中国”的三步走战略，而情报就是打通每一步的钥匙。 和西方列强直接用炮舰轰开大门不同，日本采取的是“软渗透”策略——开药房、办学校、建工厂，用这些合法身份当掩护，待中国察觉时，情报网已经扎了几十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能一天内占领沈阳，核心原因就是间谍提前标出了东北军军火库和指挥部的位置。 更为关键的是日本对中国社会心理的精准拿捏，1923年日本军部印发的《中国国民性研究》，专门分析中国人“重人情轻规则”的特点，提出“收买乡绅就能控制地方”的策略。 抗战时期日军扶植傀儡政权的顺利程度，正是源于对这一逻辑的深谙。他们选取的傀儡多为地方名流或失意官员，借助这些人快速掌控基层，这种对社会结构的认知，比单纯的军事打击更具破坏性。 反观当时的中国，情报工作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清末尚无专门的对外情报机构，官员对日本的认知仍停留在“东洋小国”的陈旧印象中。 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才仓促成立军统、中统，而此时日本已在中国经营情报网络六十余年。 这种信息差的致命性在淞沪会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日军之所以能精准轰炸中国军队指挥部，正是因为间谍混在难民中传递坐标。 毛泽东主席的判断之所以精准，就是看透了日本侵华的本质——这不是临时起意的冒险，而是数十年谋定而后动的系统性侵略。 那些背着算盘的商人、捧着书本的学者，本质上都是侵华战争的“侦察兵”。他们的存在证明，真正的危险从来不是明火执仗的敌人，而是潜伏在暗处、悄悄摸清你底牌的对手。 这段历史留下的教训至今仍具现实意义。一个国家的安全，从来不止于军事和武器装备的比拼，更在于对隐蔽风险的警惕性。 正如当年日本间谍以“学术交流”为幌子开展测绘活动，如今那些对我国敏感地区表现出过度“关注”的“外国专家”，亦需保持警惕。对对手的无知，才是最大的危险，这正是我们回望这段历史的核心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