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在重庆召开西南军政人员会议，做出错误判断，认为解放军渡江后不一定会立即入川。 蒋介石当时确信西南局势仍可由胡宗南的主力稳定控制，并特意强调陕西方向才是未来的关键。然而数月后，第二野战军抵达川东。 会议结束后，胡宗南接到部署，让他在陕南、陇南沿线与解放军决战。他向部下详述：西南的重要性不容有失，只要阻住对方北部通道，就能换来时间。胡宗南本以为还能依照蒋介石的设想进行布防，但第二野战军却选择了完全不同的路线。从贵州北上，再直指重庆方向，让原有的布防计划彻底失效。 10月之后，宋希濂在川东布下的防线被迅速突破，多地的县城几乎没有形成有效抵抗就被接连拿下。胡宗南得知消息后紧急调整部署，但部队尚未重新组合，川东局势已经崩塌。重庆的形势愈发紧张，蒋介石的判断与现实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 重庆失守后，第二野战军即刻西进，逼近成都平原。胡宗南在指挥会议上提出继续固守成都希望再抓机会，但传达到各部队的命令不断延迟，士气明显下降。部下向他汇报：南线道路被截断，西线撤退困难，成都外围部队不断出现混乱。战场推进速度远超预期，使整个计划难以执行。 胡宗南意识到局势已经无法挽回。他飞往海南岛，试图保存部分力量。但他离开后，成都平原上的国民党军群龙无首，部队开始自行判断前途。有的选择停战，有的主动联系解放军，有的试图从侧翼突围，但已经无法形成整体行动。 第7兵团与第18兵团先后在德阳、成都宣布起义，把原本的防线彻底放空。雅安方向的部队因失去支援被歼灭。宋希濂则连续向南移动，希望在大渡河一线找到机会，但在峨边县被围住后无力脱逃。这些残余力量溃散的速度远超当初西南军政会议上的想象。 到成都完全解放的那一刻，胡宗南在陕南、陇南决战的设想已经成为过去。他曾想依靠三十余万部队抵住压力，再寻求新的军事部署，但战场推进路线的变化和第二野战军的连续行动，让所有设计无法落地。 蒋介石之所以在8月作出那样的估计，与他多年依赖胡宗南、宋希濂的作战方式有关。他习惯从既有路线判断未来，而忽略了解放军在战略调整上的灵活。胡宗南长期负责西北与西南的军事事务，自信能够凭借地形组织防御。宋希濂在川东布防多年，也认为山地阻隔能提供足够缓冲。 然而当第二野战军从贵州北上时，这些设想一一破碎。战场局势不断变化，使原有部署来不及应对。重庆会议上的判断成为整个西南局势崩溃的起点，而西南的解放则在战场推进中迅速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