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一场大屠杀中，23岁的女战士盛国玉提前倒地装死，却没想到枪声停止后，补刀的敌人朝她慢慢走了过来。 1949 年 11 月 27 日傍晚，重庆渣滓洞监狱的枪声突然停了。 盛国玉紧紧贴在地面，胸口的泥土随着她急促的呼吸轻轻颤动。她是趁着机枪扫射的间隙，提前趴在地上装死的。 耳边还回响着难友们最后的呐喊，可没等她松口气，沉重的皮靴声就从远处慢慢靠近 —— 敌人要逐个检查尸体 “补刀”，把幸存者彻底杀光。 “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知道不能死，一定要活着把他们的罪行说出去。” 多年后，盛国玉在回忆录里这样写，指尖划过纸页时，还能想起当年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 没人能想到，这位在死亡边缘挣扎的女战士，几个月前还是桂阳小学的一名教师。 盛国玉 1926 年出生在垫江县，原本过着平静的生活。1947 年，她和川东地下党员余梓成结婚后，才在丈夫的影响下接触到革命思想。 “他总跟我说，普通人也能为国家做事，哪怕只是递一张纸条、宣传一句真理。” 盛国玉后来跟记者回忆。 1948 年暑假，她按照丈夫的安排，以教师的身份做掩护，开展地下工作。那时候的她，或许根本没料到，这个选择会让自己经历一场生死劫难。 1948 年 10 月 18 日深夜，特务拿着从余梓成那里搜到的笔记本，闯进了她的住所。 “盛国玉在哪里？” 面对特务凶狠的质问，为了不连累房东，她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我就是！” 这一句话，把她送进了渣滓洞的铁牢里。 被关在女牢二室的日子里，盛国玉见到了让她一辈子都敬佩的江姐江竹筠。 “我进渣滓洞的时候，她浑身都是伤疤，被竹签钉过的手已经残了，每次上床都要费力地用手腕勾住扶手。” 盛国玉后来回忆。 每当她忍不住为江姐流泪，江姐总会轻声安慰她：“小盛，别哭，革命总得有人受苦，坚持下去，胜利就快到了。” 在江姐等老党员的影响下，原本对革命一知半解的盛国玉，渐渐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她和难友们一起在牢房里传递消息、缝制红旗，在阴暗潮湿的环境里，用精神力量对抗着敌人的折磨。 没人能料到，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多，随着重庆解放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最后的疯狂行动。 1949 年 11 月 27 日，大屠杀的序幕拉开了。 特务们先焚烧文件，再把难友们分批赶到空场，机枪扫射的轰鸣声瞬间打破了监狱的死寂。 “我站在后排，看着身边的同志一个接一个倒下，脑子飞快地转 —— 与其被乱枪打死，不如冒险装死。” 盛国玉屏住呼吸，趁着混乱顺势倒在地上，把身体压在一位难友的遗体下面，手指死死抠住地面的泥土。 枪声停止后，空气中满是血腥味，可更让她害怕的是特务的补刀行动 —— 他们端着枪，挨个检查倒在地上的人，发现没断气的就补上一枪。 “脚步声越来越近，我能清楚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当时心里想，要是被发现了，就拼尽全力喊一句‘共产党万岁’。” 就在特务的皮靴快要踩到她衣角的时候，监狱方向突然燃起了大火，这是敌人想毁尸灭迹的恶行。 混乱中，盛国玉猛地爬起来，踉跄着冲进不远处的男厕，毫不犹豫地趴在冰冷的尿槽里。 刺鼻的气味让她差点吐出来，可她死死咬住嘴唇，一点声音都不敢出。 “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必须活着出去，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告诉所有人。” 她就那样一动不动地趴着，直到深夜大火渐渐熄灭，才敢微微抬头观察周围的情况。 第二天清晨，住在附近的 21 兵工厂家属宋臻祥等人，冒着风险来监狱查看情况，发现了奄奄一息的盛国玉。 她们悄悄把盛国玉救回家，给她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送出了国民党的警戒区。 那时候的重庆还没完全解放，盛国玉拖着高烧不退的身体，在山里躲了两天。 直到 11 月 30 日听到重庆解放的消息，她才拖着虚弱的身子往磁器口走。 途中，她遇到了一队宣传队的学生，学生们得知她是从渣滓洞脱险的志士，立刻把她安置在学校里。 接着联系重庆军管会，把她送到了西南医院。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盛国玉终于脱离了危险。 而她一直牵挂的丈夫余梓成，早已在被捕的途中成功脱险，那时候正在四处寻找她的下落。 夫妻俩重逢的时候，相拥着哭了起来，感觉像隔了一辈子那么久。 解放后，盛国玉先后在垫江县群众委员会、日杂公司等单位工作。 她始终保持着革命年代的那份坚韧和勤恳，心里却一直有个遗憾 —— 没能在最艰难的时候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6 年，组织特批 70 岁高龄的盛国玉入党。 当她举起右拳宣誓的时候，热泪盈眶地说：“我终于完成了和丈夫生前的夙愿，对得起那些牺牲的难友们了。” 晚年的盛国玉定居在垫江，儿孙都在身边。 每当有记者来采访，她总会让女儿拿出自己的回忆录手稿，说：“我要说得准确些，不然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同志。” 她的阳台上种满了花草，偶尔还会哼起《拥军秧歌》，脸上满是对当下幸福生活的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