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在一次演讲中提起中国：“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 撒切尔夫人敢说出那样的话，多少是摸准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脉搏 —— 她自己靠着一套 “撒切尔主义” 在世界政坛掀起风浪，放松管制、私有化、强调个人责任的主张成了不少国家效仿的模板，而彼时回望中国，确实很难找出能与之抗衡的原创思想体系。 这种差距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中西文化碰撞后，中国话语体系一步步退守的结果。 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轰开大门后，所谓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里，最狼狈的可能就是思想领域。 原来咱们还抱着 “天朝上国” 的心态，觉得西方的东西都是 “象形下之末”，结果真刀真枪较量后才发现，连算学都得回头去补西方的课。 曾国藩当年为续译的《几何原本》作序，嘴上说着这学问能补中国传统算学的不足，心里还是把它当解读古籍的工具，这种 “中体西用” 的心态，其实就是当时思想界的缩影 —— 不是主动创造，而是被动修补。 真正的改变是从翻译开始的，但这恰恰暴露了思想输出的短板。1860 年到 1900 年四十年间，555 部西方著作被译成中文，到了 1901 年至 1911 年，这个数字直接飙升到过去九十年总和的五倍以上。 严复算是这波翻译潮里的标杆人物，《天演论》《原富》《法意》一部部译出来，“物竞天择” 的说法传遍街头巷尾，连邹容写《革命军》都要借进化论的名头。 可尴尬的是，严复自己也承认，他做的是 “盗火者” 的活儿，把西方的思想引过来照亮中国，却没能拿出一套自己的理论让西方抬头看。 当时的知识界也差不多，读《穆勒名学》学逻辑，读亚当・斯密懂经济，可翻遍那些影响深远的著作，几乎全是 “舶来品”，本土原创的思想著作连在国内都没多少人读，更别说传到国外去了。 更有意思的是，就算想把西方思想本土化，最后也常常变成 “水土不服”。辛亥革命后经济学热闹过一阵，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的学说摆了一桌子，可没一个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哲学领域更热闹，培根、康德、黑格尔的著作译了一大堆，却没人能把这些理论和中国的传统哲学真正捏合到一起，搞出个能让世界记住的新流派。 倒是 “西学东源论” 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流行过一阵子，说西方的学问其实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可这种论调连自己人都骗不了多久，更别说拿到国际上较真。 反观西方思想的传播力度，简直是降维打击。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成了革命的理论武器，撒切尔夫人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后来影响了全球经济政策，可中国近代能拿出手的，似乎只有被不断解读的传统文化。 儒家思想在近代被反复拉扯，一会儿被当成落后的病根，一会儿又被拿来当救国的药方，可从来没有哪个思想家能给它注入新的灵魂，让它像 “撒切尔主义” 那样成为影响世界的思想符号。 甚至到了 20 世纪，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音，要么是跟着西方的话语体系走，要么是在传统里找依据，原创的思想主张少得可怜。 这种思想上的 “输入依赖”，自然导致话语体系的式微。国际上讨论经济讲亚当・斯密，讲政治讲孟德斯鸠，讲哲学讲黑格尔，这些名字背后是一整套能被广泛认同的话语逻辑。 而中国的思想家们，要么在翻译西方话语，要么在解释传统话语，很少能创造出让世界普遍接受的新概念、新逻辑。 就像严复把社会学叫 “群学”，想用荀子的思想搭个桥，可西方学界根本不认这个说法，该叫 “sociology” 还是叫 “sociology”。 这种话语上的被动，让撒切尔夫人有底气断言中国拿不出新思想 —— 毕竟在她看来，一个只能不断引进和解释别人思想的国家，确实很难产出能影响世界的原创成果。 近代中国不是没有聪明人，也不是没有想过创造新思想，可时代没给太多机会。先是忙着救亡图存，学西方技术、学西方制度，思想创新只能往后排；后来好不容易稳定下来，又陷入对传统与西方的纠结里，没能形成统一的思想合力。 反观撒切尔夫人，她能搞出 “撒切尔主义”，是因为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和成熟的学术基础，可近代中国连这些基本条件都不具备，思想创作自然成了奢侈品。 所以说，撒切尔的判断虽然刺耳，却戳中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痛点 —— 当一个国家的思想界长期处在 “补课” 和 “适应” 的状态里，确实很难有多余的力气去给世界提供新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