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籍华人终于说了实话，他表示：“之所以很多小国，宁愿得罪中国，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是因为一旦得罪美国，美国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国家，哪怕是很小的事情，对方也会想方设法的制裁你。”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曾公开承认自己参与策划过其他国家的政变，这种毫不掩饰的态度恰恰体现了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的一种思维定式。 仿佛在向世界宣告，类似的行为他们不仅做过，未来还可能继续。从历史来看，美国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确实有过多次直接或间接推翻他国政权的记录。 例如，在智利，美国曾因不满左翼领导人阿连德的政策，转而支持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导致阿连德身亡。 在叙利亚，美国资助的“白头盔”组织则通过摆拍等手段编造谎言，为军事干预制造借口。这些案例让许多实力不济的小国意识到，一旦被美国盯上，可能面临政权颠覆的巨大风险。 即便是那些试图调整政策、转而与美国接触的国家，若其行动未能符合美国的预期，也可能招致严重后果。 例如，格林纳达在1979年建立新政府后转向与苏联合作，尽管其领导人后来试图与美国缓和关系，但在出访美国前遇刺，随后美国便武装入侵格林纳达，三天内即控制全境。 这种强烈的反应无疑向其他小国传递了一个清晰信号：偏离美国设定的轨道可能付出沉重代价。 相比之下，中国在国际交往中通常强调不干涉内政和互利合作。中国在拉美等地区的合作更多地侧重于经济互补和共同发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明确表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不是任何国家的“后院”，有权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和合作伙伴。 这种尊重各国主权的表述与中国通过经贸协议如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深化区域经济融合的做法是一致的。对于一些小国来说，与中国交往的感知风险可能相对较低，因为历史上中国较少使用极端手段去惩罚他国。 然而，小国之所以仍可能“宁愿得罪中国”，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美国所能施加的即时、多维度的压力更为直接和剧烈。 美国不仅拥有军事优势，还掌握着全球金融体系的主导权。它可以通过经济制裁、长臂管辖等手段，迅速对一个小国的经济命脉造成精准打击。 这种立竿见影的惩罚效果，使得许多小国在涉及美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不敢怠慢。例如，美国曾对多个拉美国家采取咄咄逼人的施压政策，试图胁迫它们减少甚至中断同中国的发展关系。 此外，美国还善于利用联盟体系向小国施压。它在亚太地区构建了“三四五”联盟体系，例如奥库斯（AUKUS）、“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和“五眼联盟”。 通过这类多边框架，美国能够整合盟友资源，形成集体性的压力。一些小国如果不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就可能面临被排除在特定圈子之外的风险，或者担心在区域安全对话中被边缘化。 不过，这种“宁愿得罪中国”的算计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全球力量对比的演变，一些小国的策略也在调整。 当今世界，经济影响力与安全依赖之间的权衡变得更加复杂。例如，尽管美国积极推动“印太经济框架”，但该框架在市场准入和贸易利益方面缺乏实质性措施，令部分参与国感到失望。 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的角色日益凸显，使得许多国家不愿在经济上完全疏远中国。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就明确表示在外交上秉持中立立场，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安哥拉总统洛伦索也直言，世界并非仅由两个国家组成，安哥拉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关系，并会坚持这一立场。 事实上，盲目追随美国也可能带来反效果。有分析指出，近年来一些与美国挨得紧的国家反而面临严峻挑战。例如，乌克兰在倒向西方后陷入冲突；菲律宾在引入美国军事存在后与邻国关系紧张。 这些例子说明，完全依附美国未必能保障自身安全与繁荣，甚至可能卷入大国对抗的漩涡。因此，更多国家开始倾向于采取务实的平衡策略，根据具体议题在不同领域分别与中美两国进行合作。 从根本上看，小国的选择深受其对生存风险和发展机遇评估的影响。美国展示的“睚眦必报”特质确实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威慑，但其单边施压的做法有时也可能促使小国寻求更多元化的外交格局。 例如，在东南亚，尽管美国试图强化与一些国家的安全合作，但该地区国家普遍强调东盟的中心地位，并致力于维护区域战略自主性。在全球层面向多极化发展的背景下，小国的战略选择空间或许正在逐步扩大，它们有可能通过更精巧的外交运作，在大国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