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浙江东阳的看守所里走进了一位面容憔悴的囚犯。只见他两眼无神，一头的长发在灯光的照射之下更显肮脏与混乱。接着，他踉踉跄跄地来到座位上，准备接受审问。原来，他就是方志敏烈士遇害时的国民党典狱长凌凤梧。 凌凤梧这个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和方志敏烈士紧紧捆绑在一起的。 1935年1月，方志敏不幸被俘。蒋介石那边觉得，方志敏是个“大才”，杀了可惜，不如“劝降”。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到了时任典狱长的凌凤梧头上。 凌凤梧是怎么干的呢？他可不是那种上来就喊打喊杀的粗人。他玩的是“攻心计”。 他先是给方志敏换了个“优待”单间，送去好酒好菜，甚至还找人陪着聊天。凌凤梧自己也时常“屈尊”探望，摆出一副“爱才惜才”的嘴脸，大谈“曲线救国”，劝方志敏“识时务者为俊杰”。 他以为，用这种“温情”可以磨掉一个革命者的意志。 但他看错了人。 方志敏是什么人？他利用凌凤梧的“优待”，在牢房里点着油灯，写下了震惊后世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篇章。他把监狱当成了战场，把笔当成了钢枪。 凌凤梧以为自己是那个掌控一切的猫，方志敏是笼中的鼠。可他到死都不明白，真正被困住的，是他自己。 方志敏的信仰是自由的，他凌凤梧的灵魂，才是被名利和恐惧牢牢锁住的那个。 当所有的“软招”都失效后，凌凤梧的耐心耗尽了。他撕下了伪善的面具，开始用酷刑折磨方志敏。 1935年8月6日，南昌下沙窝，方志敏从容就义。 凌凤梧长舒一口气，他的“任务”完成了。他可能以为，自己的人生将继续高歌猛进。 可他忘了，欠下的血债，早晚要还。 15年，弹指一挥间。新中国成立了。凌凤梧眼看大势已去，再也没了当年典狱长的威风。他像一只丧家之犬，慌忙逃回了自己的老家——浙江东阳。 他以为换个马甲，藏在人堆里就能蒙混过关。他甚至改名换姓，在当地做起了小工，企图洗白自己的过去。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950年10月，人民的审判席终于等来了这个迟到15年的罪人。当他被押进东阳看守所的那一刻，历史完成了一个精准的闭环。 当年你如何对待牢笼中的革命者，今天人民就如何审判你这个历史的罪人。 聊到这，得把视线从1950年的东阳看守所，拉到几十年后。 为什么？因为凌凤梧的故事，在1951年他被执行枪决时，物理上已经结束了。但他代表的那种“监狱哲学”——即用高墙和锁链去磨灭人的尊严——它的幽灵还在。 而我想说的，是这个幽灵是如何在同一个地方，被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光芒所驱散的。 这个地方，还是浙江东阳市看守所。 这里出了一个了不起的监管民警，叫孙炎明。 2004年，孙炎明被确诊脑癌。医生说，快的话几个月，能活5年以上的都是少数。 换作一般人，估计早就垮了。可老孙不。他做了手术，头上留下一道长长的疤。出院第一天，他穿上警服，对着镜子笑了，说：“出征去喽！”下班回家，他又笑了：“我凯旋了！” 15年来，他就顶着这个“定时炸弹”，守在监管一线。 有朋友可能会说，这不就是“爱岗敬业”嘛？ 不，孙炎明的“敬业”，跟凌凤梧的“敬业”，是两个世界。 凌凤梧当年“敬业”地劝降方志敏，是为了自己的乌纱帽，他的工具是威逼利诱，目的是摧毁一个人的灵魂。 孙炎明呢？他面对的，是那些犯了错、等待审判或已经服刑的人。 在很多人眼里，看守所里的都是“坏人”，“不值得好好对待”。 可孙炎明常说一句话，特实在：“他们也是人，也是爹妈生的，应该尊重他们的人格。”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有个29岁的年轻人金某，因为抢劫杀人被关进来。金某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自暴自弃，谁也不理。 孙炎明一次次找他谈话。慢慢地，金某对这个头上有疤的管教有了信任。当他知道老孙是顶着脑癌在工作时，这个重刑犯彻底破防了。孙炎明帮他解开心结，金某最后对自己犯的罪后悔莫及。 他对老孙说：“不管我结局如何，这辈子能遇上您孙管教，是我人生的一大幸事。” 每年中秋、除夕，孙炎明就算不值班，也会自己带着月饼、糖果去看守所。他说：“看守所里冷冷清清的，他们心里也难受，我就想给他们带一点热闹和喜气去，让他们感受到温暖。” 同样是“看守所”，同样是“管教”，时隔几十年，天差地别。 1935年的凌凤梧，他代表的那个旧制度，是把人当“工具”或“野兽”的。他对方志敏的所有“优待”，都是为了更彻底地利用和摧毁。 而2010年代的孙炎明，他代表的这个新制度，是把“人”当“人”看的。他所有的工作，是从法律上约束一个人的行为，更是从情感上唤醒一个人的人性。 真正的胜利，不仅是把凌凤梧这样的压迫者送上审判台，更是把他们曾经用来压迫人的地方，变成一个重新点燃人性光芒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