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国驻瑞典大使耿飚遭到了瑞典军官的轻视：“大使先生，你带过多少兵？”耿飚回答：“十几万吧！”对方听完，顿时愣住了。 因为，当时瑞典全国兵力加起来也不足六万。 1950年，新中国面临西方阵营的外交孤立，瑞典在当年1月率先承认新中国，并在5月9日成为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 瑞典作为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需要一位能镇住场面的使者。 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选中时任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耿飚出任驻瑞典大使。 耿飚不仅战功卓著，在抗战期间曾成功护送美军观察组，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也有过与美蒋代表交锋的外事经验。 启程前的特训班上，这位惯于握枪的手开始练习西餐礼仪，苏联外交官教授的“刀叉兵法”，让他笑称“比攻克碉堡还难”。 招待会上的对话，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交锋。 提问的瑞典军官对亚洲军事力量心存轻视，但当他听到耿飚简略提及“十九兵团”时，立刻意识到对方分量， 这场对话背后是实力的彰显，耿飚曾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即杨罗耿兵团）副司令员，指挥过十余万兵力参与平津、太原等重大战役。 他以最简洁的方式，瞬间改变了对方的态度，为新中国外交官赢得了尊重。 更让卡尔森震撼的是，耿飚随后补充的细节：“每个兵都是农家子弟，用三八大盖打赢美式装备。” 这间接回应了西方对中国军队“人海战术”的刻板印象，凸显了战略智慧的价值。 当时瑞典媒体常将新中国描绘成“农民政权”，耿飚用事实展示了现代中国军人的素养。 在瑞典三年任期内，他深入调研并报回国内的多份报告，如瑞典特种钢产业、丹麦风力发电、芬兰植树造林经验等，都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参考。 他还成功推动了与北欧国家的早期文化交往和经贸合作。 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舆论对新中国多有误解。耿飚利用瑞典的中立国地位，积极开展工作。 1950年底至1951年初，丹麦和芬兰也相继与新中国建立公级外交关系，耿飚受命兼任驻丹麦公使和驻芬兰公使。 这些努力为新中国在冷战铁幕上撬开了一道缝隙，使北欧成为当时中国与西方世界保持沟通的一个重要窗口 当1952年他离任时，瑞典报纸罕见以整版报道赞誉“这位将军大使用履历书写了新中国的外交名片”。 他从一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转型为一名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外交官，为新中国早期外交，特别是与西方国家的交往，奠定了务实而富有尊严的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