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uritizinghigh‑technologyindustries:

Securitizing high‑technology industries: South Korea–Japan dispute over materials–parts–equipment products》（作者 Min Gyo Koo，发表于 2024 年），我尝试把它变成一个故事。

故事的大概是2019年，日本限制向韩国出口三种关键材料，一度掐住韩国高科技产业的“喉咙”。韩国痛定思痛，把“材料-零件-设备”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豪掷数十亿美元推本土化。短期见效，长期隐忧：安全化成了政治口号，补贴催生“僵尸企业”。这场日韩科技争端，揭示了全球制造的新现实——技术就是安全，产业就是地缘政治。

故事开端：两个邻居＋一个突发的出口限制

在东亚，有两个老朋友／竞争者 —— South Korea（韩国）和 Japan（日本）。它们的制造业链条长期以来高度互补：日本在“材料-零件-设备”（Materials-Parts-Equipment，简称 MPE）领域有强势技术和产业基础，韩国在半导体、显示器、电子整机等方面快速崛起。文章指出，贸易互依程度之高，甚至韩国进出口总额中贸易依赖度曾达70%。

故事的转折点出现在 2019 年：日本政府在“白名单”（whitelist）制度中，将韩国从简化出口程序的名单中剔除，针对三项关键材料（氟化高纯度氢氟酸、高纯度光刻胶、氟化聚酰亚胺）实施更严格出口控制措施。 

日本的官方说法是：因为信任机制受损，韩国可能把这些关键物资再转出口给不利国家（如北韩／伊朗）从而威胁日本的“安全利益”。 

对于韩国而言，这是一记警钟：它发现自己在高端制造链条中虽然强劲，但却在很多关键材料／零件／设备上仍对日本高度依赖。文章指出，“日本在全球这三项产品的市场份额达 70-90%”。

在被限制之后，韩国政府（当时为 Moon Jae‑in 主政）决定：不能再被动依赖，要主动出击，将“材料-零件-设备”（MPE）产业定位为 国家安全、高科技竞争力 和 产业自主化 的关键。 

具体来说，他们设定目标：选择约 100 项关键MPE产品（后扩展到 150 项），希望在 1 年内稳定 20 项、5 年内稳定 80 项；并在 2020 年通过《MPE 特别法》，准备投入约 100 亿美元（按当时汇率）支持。预算从 2020-2022 年累计约为 7.1 万亿韩元。 

这些产业政策工具包括：技术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与贷款支持。 

从“工业升级”角度看，韩国试图走一条所谓 “新型工业政策”(new industrial policy, NIP) 路径：不仅是被动应对（出口受限），而是将产业链自主与国家安全挂钩。

文章在理论部分回顾了 “经济国家手段”（economic statecraft）和 “产业政策” 在全球化与供应链高度互依背景下的新形态。

故事高潮：政策执行的困境与现实折射

不过，故事并没有完全按照英雄剧本来。文章指出，韩国这条“本土化”强化MPE产业链的路径虽看起来很强气，但在实践中存在不少结构性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目标／工具驱动过于意识形态化

政策优先考虑“减少对日本依赖”、“国家安全化”诉求，而不是基于产业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产业内学习”“协同效应”等典型 NIP 设计原则。文章批评说：政策运作更多的是政治动员与意识形态宣言，而非严密的产业设计。 

2. 执行机构政治捕获、缺乏反馈机制

虽然执行主体是 Ministry of Trade, Industry and Energy（MOTIE），但事实上因为总统府高度介入、把产业政策作为外交／民族主义工具，造成行业政策被政治因素绑架。文章指出，MOTIE缺乏政策“探索—反馈—改进”机制。 

3. 政策成效与成本疑云

虽然官方数据显示：如高纯氢氟酸对日依赖降了约 30%、光刻胶日本来源降至 50%以下、氟化聚酰亚胺几乎实现替代。  但文章指出，这些替代可能只是“换了供应地”（例如日本公司在比利时设厂对韩国出口）而非真正脱离日本技术／资本控制。更多关键是：整体进口额反而从 2019 的 329 亿美元增至 2021 的 393 亿美元。 

文章还指出：大量补贴下的“僵尸”MPE企业数量从 2019 到 2021 翻倍，说明“赢家选定”(picking winners)风险大、资源错配严重。 

4. 产业链分工优势被忽视

韩国与日本原本在全球生产网络(GPN)中形成互补：日本提供高端材料／设备，韩国提供中下游制造出口。文章指出，过度强调本土替代、切断这种分工关系，反而可能削弱韩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福利。 

5. 安全化倾向泛化的风险

当国家安全成为所有高科技产业的标签，政策就难以界定“哪些是应优先补贴”“哪些是真正战略”——作者警示：“如果把所有事情都说成国家安全，那么政府支持就无边界，资源也会被分散、造成道德风险。”

故事尾声：反思与启示

文章最后总结说：这起韩国–日本MPE争端，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国家手段”加“产业政策”叠加的案例。它展示了在全球供应链高度互赖、技术竞争激烈的时代：贸易、技术、产业、国家安全已经难以分割。

但作者也强调：政策不能只是被动反应、也不能把“安全”挂在所有事情上，而应当“有意识、有框架、有战略”。简单来说：政府在介入产业政策的同时，需要明确目标、设计工具、评估反馈、选择真正的“关键点”，而不是全面地、模糊地把“所有核心产业”都纳入“国家安全”范畴。 

对于韩国而言，这一轮政策虽有短期“减少对日依赖”成效，但长期是否提升整体福利、是否提升产业竞争力，尚待观察。文章呼吁：政策制定者需谨慎，不应被短期民族情绪／政治动员所主导。

在研究制造业、产业链数字化、价值流分析、新型工业化等，这篇文章从产业政策＋价值链＋安全视角提供了几个重要视角：

• 价值链依赖与脆弱性：韩国虽然制造强，但在关键环节（高端材料／设备）依赖日本。对你研究中国制造业、江苏／邯郸产业集群、数字化升级的情境，这提醒：即便在整机制造环节强势，若核心零部件／设备／材料被他人控制，就会形成战略弱点。

• 产业政策的设计框架：文章引用了 Dani Rodrik 等学者关于“新型工业政策”的设计原则（例如：目标明确、工具配套、政策机构能力、反馈机制、避免资源错配）.  对你在政府报告、招商策略中思考“如何设计支持政策”“怎样避免‘补贴→僵尸企业’”尤其有参考价值。

• 安全化／国家化视角的警示：在数字化、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背景下，“数据安全”“供应链安全”“关键设备安全”越来越被挂上“国家安全”的标签。文章提醒：若所有制造业都标注为“安全产业”，就会模糊优先级、导致资源分散。你在建议政府或产业园区策略时，应注意区分“真的战略关键”与“普通提升项目”。

• 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产业协作：韩国–日本的争端说明：切断供应链中的互补关系不是简单“国产化”就能解决的。你在江苏／邯郸产业集群研究，或在为生物基、机器人供应链设计招商话术中，也应考虑“与上下游、国际伙伴的协作”而不仅是“国内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