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中国在近年限制稀土出口，世界才真正意识到这一资源的战略意义。但在中国政府高层，稀土的重要性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已确立。
1978年，邓小平复出后任命技术官员方毅为副总理，主管科技工作。并兼任掌握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方毅此时已主持多项国家重点科技规划，深知材料科学的重要。他在上任当年便做出决定——开发内蒙古包头白云鄂博的稀土资源。不仅要从包头矿矿提取铁，还要提取其他矿物质。
包头原是以钢铁著称的工业城市，其铁矿石中富含稀土。方毅赴现场考察后指出，稀土在球墨铸铁、玻璃、陶瓷、电子与军工领域都有潜在价值。这一判断，使稀土从炼钢废料变成国家战略资源。
在包头博物馆陈列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方毅在1978年视察包头时曾断言，“稀土在钢、球墨铸铁、玻璃陶瓷、军工、电子和新材料等方面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不久，中美关系改善。方毅率团访问美国，参观洛克希德、麦道等企业，第一次看到稀土在彩电、导弹、电机中的应用。他在回国报告中写道：“我国虽地富，却无体系；能分离，未成产业。”随后，他推动建立从采矿、分离到下游应用的一体化稀土体系，并将科研机构、企业与政府纳入同一框架。
在方毅主导下，中国科研团队在上世纪80年代研发出低成本分离工艺，用塑料槽与盐酸取代西方昂贵的不锈钢装置与硝酸体系。这种“工程师式创新”让中国稀土生产成本大幅下降。90年代起，随着欧美环保标准趋严，中国企业接管了全球精炼产能。
此后，中国地质学家在南方发现了富含中重稀土的离子型矿，进一步巩固了产业优势。到21世纪初，中国在稀土分离和供应上几乎形成垄断。
方毅并未亲眼看到这一成果。1997年他去世时，包头已成为“世界稀土之都”。他的学生温家宝后来出任总理，并承认中国稀土政策多源自方毅时期的思路。
方毅不是化学家，却懂得如何把科学变成工业。他把“科研—产品—产业”的循环真正嵌入中国体制。
今天，当人们引用邓小平那句“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时，历史的起点仍可追溯到1978年那个夏天——方毅在包头矿区的一次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