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军事能力差，打仗不行，其根在于个人脑子不灵光，其实他非常有自知，严格来说，他并非都赞同老蒋做法,从内心而言也看不惯。尤其是自东北战役失败，使其军中的颜面尽失，从此不再直接参与军事。但他个人踏实，也为人相对公正，在军中的威信很高，非常善于笼络人才。 陈诚早年接手第11师时，他靠着整肃军纪、吸纳黄埔生迅速站稳脚跟，还一步步将这支部队扩编为第18军，进而孵化出庞大的土木系军事集团。 这个集团像滚雪球般壮大，先后分离出多个军级、师级单位，罗卓英、黄维等一众将领都对他死心塌地，可见他笼络人才的本事确实独到。 他定下“不贪财、不怕死、会带兵、能打仗”的用人标准，平日里常和官佐们共进早餐、谈心交流，这些踏实做法让他收获了不少人心。 抗战时期，陈诚虽主战态度坚决，却难掩军事指挥上的短板。 淞沪会战中，他作为前敌总指挥，带着部队与日军死战三个月，麾下嫡系第67师打得伤亡殆尽，他自己也常常和衣而眠，每天仅睡三四个小时。 这场战役虽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却也暴露了他战术上的局限——明明部队已精疲力竭，他仍坚持发动攻击，最终未能扭转防线被突破的命运。 武汉会战、鄂西会战中，他虽担任总指挥官，更多是依靠战略布局层面的贡献，而非临场指挥的奇谋。 最能体现他军事能力不足的，当属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役。 临危受命接手东北时，他面对的是防线漏洞百出、兵力分散的烂摊子，却急于求成推行大整编。 他将地方保安团匆匆改编为暂编师，硬塞进正规军序列，还拆解了战斗力强悍的新1军、新6军。 这些新整合的部队缺乏磨合训练，就被推上战场，面对东野滚雪球般增长的兵力，自然不堪一击。 他自己也在回忆录中坦言，当时的很多做法只是想让部队“正常化”，却没能看清战场的真实态势，这份后知后觉也印证了他并非军事奇才。 但陈诚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自知之明。 东北惨败后，他没有推诿责任，而是彻底退出直接军事指挥，转而投身地方治理。 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位看似对蒋介石言听计从的嫡系，内心却早已对很多做法感到不满。 早年邓演达被捕后，他两次致电蒋介石请求宽大处理，甚至以辞职相逼，直言蒋介石的做法违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 抗战后期，蒋介石任命他为远征军司令，他明知英美盟军并非真心相助，远征军反攻胜算渺茫，多次直言反对，即便遭到蒋介石严厉斥责，仍坚持己见。 他在书信中多次批评国民党内部的贪污腐败、争权夺利，甚至坦言“以现在中央之政策与制度，纵有神仙下凡，亦无能为力”。 这份不盲从的态度，非但没影响他的威信，反而让不少人敬佩他的耿直。 他做人踏实公正，任湖北省主席时推行“二五减租”，实实在在减轻了农民负担。 整顿部队时，不管是嫡系还是杂牌，只要违反军纪一律严惩，选拔干部只看能力不看背景。 他深知人心的重要性，吸纳军官时优先选用有抱负的黄埔生，对待下属赏罚分明，即便自己的嫡系部队打得伤亡惨重，也从不搞特殊化。 这种处事风格，让他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军中，硬生生打造出了一个凝聚力极强的“土木系”，即便军事上屡遭败绩，仍有大批将领愿意追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