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列宁原来是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主任，现在是高等经济大学世界军事经济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是俄战略界的代表人物。该文强调特别外交行动不能代替特别军事行动，初步翻译如下:
过去一年，俄罗斯评论界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特朗普研究圈”。美国总统一切言论——他每天常常发表多条言论——都成为外界密切关注和热烈讨论的对象。由于特朗普的表态常常与其此前言论相悖，追踪他的思路变化堪称一件有趣的事，就像是在“虚拟体验美国过山车”，令人心潮澎湃。
不过，人们其实不必过度沉迷其中。特朗普的战术其实不难理解：时而恶语相向、威胁恐吓，时而阿谀奉承、安抚人心；时而表现得像“自己人”，时而又形同“外人”。更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这一战术背后是否存在某种战略。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九个月里，已积累了足够多的素材，可供我们得出初步结论。
第一，特朗普力求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其战略首要目标是实现个人的“伟大”。
第二，他试图压制美国的经济竞争对手。
第三，他试图为自己、为美国争夺“全球和平缔造者”的光环。
对俄罗斯而言，第三点尤为关键。在特朗普眼中，“和平”本质上只是“休战”。他既无意愿、也无耐心去推动真正的和平解决。对他来说，关键是将冲突各方代表聚集到一起，然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宣布“和平降临”。至于之后会发生什么，特朗普毫不在意：战事再起的责任会落到他人头上，而他自己则能始终保有“和平缔造者”的身份。当这套模式行不通时，特朗普就会“发怒”“不耐烦”“失望”，并威胁使用武力，迫使不配合者接受他提出的“和平条件”。
这套模式对俄罗斯不起作用。遗憾的是，俄罗斯方面的沟通模式——向美国总统解释乌克兰危机的深层原因，以及为何莫斯科提出的条件并非“ maximalist（最高要求）”，而是实现持久和平的最低必要条件——面对特朗普同样无效。特朗普只关注“当下”，对历史毫不在意。结果，双方对话已持续八个月，“隧道尽头的曙光”却时隐时现。
这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外部原因：尽管唐纳德·特朗普自视“无比伟大”，但他并非完全自主的政治人物。他既不是“美国君主”，也不是“西方世界的皇帝”。无论他个人对欧洲盟友持何种态度，都无法无视这些“附庸”；更无法无视美国国内的共和党同僚与民主党对手——在对俄态度上，两党即便不算“恐俄”，也几乎一致持敌对立场。他现在不能，未来也无法做到这一点。
俄罗斯领导层与特朗普总统的“特殊外交行动”（对话）是有意义的。这一行动向俄罗斯的伙伴们表明，莫斯科真心渴望实现公平且持久的和平；向俄罗斯军队与民众表明，国家领导层始终坚守特别军事行动（СВО）的既定目标；最终也让俄罗斯领导层认清了唐纳德·特朗普的能力边界。尽管普京与特朗普的新一轮会晤被取消或推迟，但克里姆林宫与白宫的对话仍在继续，只是转为两条平行“轨道”：拉夫罗夫—鲁比奥对话，以及德米特里耶夫—威特科夫对话。
但我们必须明白战时外交的作用——它只能巩固战场上取得的成果。“特殊外交行动”或许有其价值，却绝不能替代“特殊军事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