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南京保卫战与沦陷之痛 1937年12月，日军两路精锐，已对南京形成合围之势，裕仁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指挥的上海派遣军，带着淞沪会战的余威，下辖第9、13、16师团等王牌部队，沿京沪铁路西进； 柳川平助率领的第十军则以第6、18、114师团为先锋，从杭州湾北岸迂回，切断南京东南退路。 这场保卫战的困境，早在战前便已注定。淞沪会战中，国军损失近30万兵力，撤退时又未能依托吴福线、锡澄线预设工事组织抵抗，导致日军长驱直入。 11月30日广德失守，12月1日江阴要塞陷落，南京外围防线彻底崩溃，第一道防御阵地江宁、牛首山、淳化直接暴露在日军炮火下。 守军多为淞沪会战余部，疲惫不堪且装备落后，多数士兵仅有步枪与手榴弹，重武器不足战前半数，却要面对配备坦克、飞机的日军精锐。 12月5日拂晓，日军发起首轮猛攻，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各阵地的抵抗远比预想中惨烈：防守淳化镇的第74军第51师，面对日军第6师团一个旅团的轮番进攻，用沙包填补城墙缺口，与日军展开十余次白刃战。 301团团长张灵甫率部死守，全团1400余名官兵伤亡过半，9名连长全部阵亡，最终因弹尽粮绝被迫撤退，阵地陷落时，阵地上仍有士兵抱着炸药包与日军坦克同归于尽。 紫金山方向，第36师官兵依托山地工事，在天堡城与日军反复争夺，每一块阵地都染满鲜血，直至12月10日才因伤亡殆尽失守。 12月6日，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下达戒严令，宣布“与南京共存亡”；9日，日军空投由松井石根签署的劝降书，被唐生智断然拒绝。 为表决心，他下令收缴下关江面所有船只，封锁挹江门，却未制定任何撤退预案——这一决策，为后续的混乱埋下致命隐患。 10日，松井石根下令总攻，60余架日军飞机对南京城狂轰滥炸，中华门、光华门城墙在炮火中崩塌。守军在城墙缺口处堆起尸体当掩体，仍拼死阻挡日军入城。 12月11日，蒋介石从武汉发来密电，令唐生智“相机撤退”，但这份命令既未明确撤退时机，也未提供支援，态度摇摆间，让前线指挥陷入混乱。 唐生智最初决定14日夜撤离，可12日午后，中华门被日军突破，光华门也出现溃退，南京失陷已成定局，他仓促下令，当夜17时撤退。 17时的将领会议上，撤退部署漏洞百出：命令未及时传达给负责挹江门督战的第36师，导致撤退部队与督战队误判交火； 部分将领如第88师师长孙元良，未向下传达命令便率先化装逃亡，各部失去指挥后，数万士兵挤向唯一开放的挹江门，踩踏事故接连发生，城门下很快堆满尸体。 下关江面的惨状更令人心碎。此前收缴的船只多被日军炸毁，仅存的几艘渡船根本无法承载近9万溃兵。 士兵们纷纷抢夺木筏、门板，甚至抱着木桶下水，超载导致船只不断沉没，木筏在江风中翻覆。 而且北岸守军未接到撤退通知，竟向渡江士兵开枪阻拦；而日军已追至江边，机枪火力扫射江面，大量士兵在两侧夹击中，挣扎着沉入江底。 南京市长萧山令率宪兵部队殿后，与日军肉搏至最后一刻，身中数弹后举枪自尽，用生命诠释了“守土有责”。 12月13日拂晓，日军攻占乌龙山要塞，气势汹汹开进南京城。 松井石根站在中山陵前，竟厚颜无耻的宣称“此举为亚洲复兴带来曙光”； 朝香宫鸠彦早已签署“杀俘令”，明确“凡被俘中国军人，一律处决”。 为了行动顺利，五万进城日军，故意只安排了17名宪兵维持秩序，一场有组织的大屠杀，随即展开： 日军在中山码头、草鞋峡等地集体处决战俘，在街巷中肆意射杀平民，南京城沦为人间地狱。据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损失约10万人，而南京大屠杀期间，30万无辜平民与战俘惨遭杀害。 松井石根最终被判处绞刑，但朝香宫鸠彦因皇族身份，全身而退，直至1981年，以94岁高龄离世。 铭记南京保卫战的悲壮，铭记30万难者，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以史为鉴，让和平永远不再被践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