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街头一名流浪汉因居无定所，被警察送进收容所，当流浪汉填写自己的信息时，警察看到表上的名字后瞬间呆住了：“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杞县王耀军吗？” 1992 年的北京，有个头发很长、衣服破旧的男人被巡逻警察当成流浪汉送进了收容所，这种事在当时很常见，也没人觉得奇怪。 可就在登记个人信息的时候，意外却发生了，这个男人写下了 “杞县王耀军” 五个字，负责登记的警察一下子愣住了，抬起头满是惊讶地问：“您是那个在墙上写诗的王耀军吗？” 王耀军没吭声，咧嘴一笑，露出几颗被烟熏黄的牙，像是对这反应早就见怪不怪。他接过笔，在表格背面“唰唰”几行，字迹歪歪扭扭，却带着一股子倔强劲儿： “大鹏锁困笼，有翅难飞；笔尖蘸尘土，也要写下天公地道。” 写完把笔一扔，冲警察抬抬下巴：“够证明不？” 小警察脸涨得通红，像被当面扇了一巴掌，又忍不住激动，转身冲屋里喊：“队长，真是他！墙上写‘粪土当年万户侯’那哥们儿！” 一时间，收容所里蹲着的、趴着的、打盹儿的，全抬头往这边瞅。有人嘀咕：“这年头，写诗还能写进号子？” 王耀军倒自在，盘腿往水泥地上一坐，顺手把破棉袄往肩头拢了拢，像坐自家炕头。他抬眼扫一圈，看见墙上用粉笔写的“坦白从宽”，咧嘴乐了，拿指甲在“坦”字下面划道线，补一句：“白写，谁听？” 队长老周四十出头，脸黑得跟锅底一样，平时吼人跟训孙子似的，这会儿却搓着手，小声问：“王老师，您真就是杞县那个……把县长气得拍桌子的？” “拍没拍我不知道，”王耀军抠抠脚趾缝，“反正他小舅子强拆学校，我写了八句，他三天没睡好。” 屋里人哄笑，笑声在铁栅栏间撞来撞去，竟听不出是苦中作乐，还是乐里藏刀。 有人递过来半截烟，王耀军接过，狠嘬一口，烟雾从鼻孔蹿出，像两条小白龙。他眯眼回忆，嗓子沙哑却带着戏台子上的脆生劲： “我原本也安安分分教书，一月四十二块五，够买粮，也够买墨水。后来村里河被污染，娃们上学要趟黑水，我写了首《黑水谣》贴乡政府门口。第二天，校长找我谈话，说‘老王，你诗里影射谁？’我说影射王八。校长脸绿，我就被‘优化’了。优化懂不？就是卷铺盖滚蛋。” “滚就滚，我背着粉笔头，走一路写一路。砖墙、电杆、厕所门板，都是我的稿纸。人怕出名猪怕壮，我瘦得跟竿子一样，也壮不到哪去，可名字还是传开了。有人叫我‘墙上王’，有人叫我‘王疯子’。疯子就疯子，起码疯得痛快。” 小警察听得入神，忍不住插嘴：“那您咋跑北京来了？” “来告御状？”旁边一个秃头起哄。 王耀军摇头，把烟屁股摁灭在鞋底：“御状不值钱，我想看看天安门。结果刚下火车，就被当成盲流。首都真热情，管吃管住。” 一屋子人又笑，笑完却静得吓人。铁窗外，北风卷着碎塑料袋，像没头没脑的幽灵，一下一下撞铁丝网。 老周忽然叹口气，把笔录本合上：“王老师，按规矩得联系原籍，把人接回去。可您这……” “别麻烦，”王耀军摆手，“把我放出去，我还写。你们这墙太干净，我看着手痒。” “那可不行！”老周条件反射似的吼，吼完自己先蔫了，“您写点吉祥话行不？别再‘粪土’了，上头检查，我扛不住。” 王耀军斜眼看他，像看一只拴链子的狗，既可怜又可笑。他伸个懒腰，骨头节咯吱响：“行啊，给你来句吉祥的。” 他接过粉笔，在墙角歪歪扭扭写： “铁门铁窗铁锁链，锁得住人，锁不住春天。” 写完把粉笔头一弹，拍拍屁股：“得，押韵吧？” 老周盯着那行字，像盯一颗定时炸弹，最终还是没擦。 第二天，杞县来了辆破吉普，要接人。王耀军不肯走，说北京还没看完。老周偷偷塞给他十块钱，压低嗓音：“王老师，别折腾了，再折腾就是收容转劳教，咱都担不起。” 王耀军掂掂那十块钱，笑得像捡了金条：“成，给首都留点面子。” 他跨出门槛，回头冲屋里摆手：“哥几个，出去别忘了抬头看墙，说不定哪天我又爬你们屋顶。” 吉普车一溜烟开远，车尾卷起尘，像一条不肯落地的尾巴。老周站在门口，忽然觉得那行粉笔字刺眼，却又伸手挡着，不让风把它吹花。 后来呢？ 有人说王耀军回杞县，继续写，写到哪，哪的干部就头疼；也有人说他真去了天安门，把诗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上，被便衣请去“喝茶”；还有人说他死在黄河滩，手里攥着粉笔头，身边留一行字：“此水曾清，此人曾写诗。” 版本五花八门，像风刮的草籽，落哪哪发芽。唯一真切的，是京城那面收容所的墙——后来粉刷了三次，每次不到三天，都会神秘出现一行字： “大鹏锁困笼，有翅难飞；粉笔蘸尘土，也要写个天崩地裂。” 保洁大妈骂骂咧咧，老周却再没让人擦。他退休那天，指着那行字对新来的小警察说：“记住啊，这不是乱写，这是人留给人的话。” 故事讲到这儿，我得插一嘴：王耀军真有其人？还是大伙口传心授编出来的“公共日记”？说不准。可每回路过拆迁工地，看见白墙上“拆”字外面那个红圈，我就老想起他——那圈儿多像锁笼的铁环，可总有人拿粉笔，把环划个缺口。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