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裹小脚的她竟然在长征途中诞下了一个女婴，产后的恢复只能寄希望于草地上的嫩芽，谁能想到，这位历经磨难的母亲，最终竟活到了102岁。 陈琮英和任弼时的缘分，得从湖南乡下老辈人的一句“指腹为婚”说起。 陈琮英命苦，两岁就没了妈，跟着家里人凑活过日子，12岁那年，就按早先的约定，到了任家当童养媳。 到了13岁，陈琮英看着任弼时整天闷头干活，却总盯着学堂的方向发呆，心里就有了主意。 她跟任家老人说：“我去长沙打工吧，挣了钱供弼时上学。” 她进了一家织袜厂，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坐在机器前一针一线地织，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也舍不得歇一天。 每个月发了工钱，她自己只留一点，剩下的全都攒起来，托人寄回任家。 任弼时后来总跟人说，当年要是没有琮英，自己恐怕连学堂的门都摸不到。 日子刚有点盼头，1927年春天就出了事，蒋介石在上海开始反共，到处抓共产党人，从那以后，他们俩就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有时候刚铺好床，听到一点动静就得赶紧走。 1928年10月，坏消息传来：任弼时在安徽南陵县开会的时候被抓了。 陈琮英脑子“嗡”的一下就懵了，她抱着刚出生没多久的女儿苏明，连夜就往长沙赶。 那时候哪有像样的车？她找了辆拉煤的敞篷大货车，就坐在煤堆旁边，风裹着煤渣子往脸上打，疼得睁不开眼。 一路颠簸下来，她的脸被煤烟熏得黑乎乎的，衣服上全是煤渣，可心里就一个念头：一定要把弼时救出来。 到了地方，她一见到抓人的人，一口咬定任弼时就是自己堂兄印刷厂的伙计，“就是个帮工的，啥也不懂，你们肯定抓错人了”。 就凭着这份镇定和实在，还真把任弼时救了出来，可高兴劲儿还没过去，坏消息就来了，苏明在路受了风寒，后来转成了肺炎，那时候医疗条件差，没几天就没了。 陈琮英抱着孩子冰冷的身子，躲在角落里偷偷哭，不敢让任弼时看见，怕他刚出来又难受。 没过多久，她又因为叛徒出卖被抓进了监狱，敌人问她是不是党员，问任弼时的事，她就一句话：“我就是湖南乡下的妇女，大字不识一个，啥党员不党员的，我不知道。” 不管敌人怎么问，她都咬着这句话，直到组织把她救出来，她才敢痛痛快快哭一场。 再后来，就到了长征，现在咱们听长征，知道是两万五千里，可真走起来，那苦不是一般人能扛的。 陈琮英小时候缠过足，脚趾头都挤在一起，变形了，平时走平路都得慢慢挪，更别说爬雪山、过草地了。 别人背个行李就够累了，她还得额外背一个机要密码箱，不管多累，她都把箱子抱得紧紧的，生怕出一点差错。 有一回，她实在撑不住了，那时候队伍走在一片荒山里，饿得头晕眼花，腿像灌了铅一样，步子越来越慢，不知不觉就掉了队。 天快黑了，风也越来越大，她赤着脚倚在一棵大树下喘气，脚底板磨得全是水泡，疼得钻心。 她心里想：“可不能就这么停下，密码箱还在，队伍还在前面，我得追上他们。” 还好，湖南老乡陈罗英发现她没跟上来，赶紧回头找，看见她那样，二话不说就把她的密码箱接过来背上，又扶着她走，有时候实在走不动，就背着她走一段。 1936年，红军走到了四川阿坝，那地方是草原，条件更苦，就在这时候，陈琮英要生孩子了。 没有产房，就找了个藏民家的阁楼，地上铺块油布，就算是“产房”了。 孩子生下来是个女儿，任弼时抱着孩子，笑得合不拢嘴，想了半天说：“就叫‘远征’吧，咱们走了这么远的长征路，这孩子跟着咱们受苦，也算是个小战士了。” 那时候缺吃少穿，陈琮英没奶喂孩子，任远征饿得直哭，声音越来越小。 没想到，朱总司令知道了这事，特意让人从自己的口粮里省出点鱼，熬了一盆鲜鱼汤送过来。 那时候鱼多金贵啊，战士们自己都舍不得吃，朱德总司令却说：“孩子是革命的后代，得让她活下去。” 陈琮英端着那盆鱼汤，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1950年，任弼时突发脑溢血，走了，那年陈琮英才48岁，家里还有4个没长大的孩子，最大的也才十几岁，最小的还得抱在怀里。 有人劝她，跟组织提提要求，找个轻松点的工作，也好照顾孩子，可她没同意：“弼时一辈子没占过公家的便宜，我也不能。” 到了晚年，陈琮英有个习惯，总戴着一顶红军八角帽。 那帽子是中央统战部在纪念长征胜利50周年的时候送她的，帽檐正中央的红五星，她每天都用布擦得亮亮的。 不管是出门散步，还是见客人，她都戴着，晚上睡觉前，才小心地摘下来，放在枕头旁边。 2003年5月，102岁的陈琮英在北京去世了。 她这一辈子，从湖南乡下一个不起眼的童养媳，到跟着队伍走长征的女战士，再到守着信仰过一辈子的老人，每一步都走得扎实、走得坚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