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大渡河勇士只身求见毛主席，却在中南海吃了闭门羹，面红耳赤便要硬闯：“我见主席还需要先联系？我叫李德才，来要水泥！” 五十多岁的老兵站在中南海门口，背有点驮，脚下却一点不虚。 他提着个旧挎包，往门里一迈，枪背着的年轻警卫刷地拦住，按规定把话问得一条不少：干吗来，有没有证件，有没有介绍信，有没有提前报上名。 老兵憋了半天，只挤出一句：“见毛主席。” 中南海那会儿，是全国眼睛都盯着的地方。 中央委员会、国务院都在里面办公，毛主席、周总理就住那片院子。门口来讨个说法的人不少，想进来瞧一眼伟人的也不少，大多数都堵在门外，警卫早就练出一套程序，一个个核，一个个劝。 眼前这个老人，口袋翻来翻去，翻出一把老茧，愣是翻不出一张像样的纸。 警卫只好照本分说，见毛主席要提前同中央办公厅联系，要按规矩走。谁知老人脸唰地红了，脖子一梗：“见主席还要联系？你给主席打电话，就说‘土佬’来了，看他见不见。” “土佬”两个字，把小战士逗得一愣。 对他来说，世界上没有哪个登记在册的干部叫这个名字，只认文件，不认外号。 规矩说得明明白白，没介绍信的外来人，一律不能放行，中南海是国家机关重地，谁来也不好使。老兵看门缝怎么都挤不开，眼里那股急火，硬生生只能咽回去，转身往外走。 走出门口不远，他的脚步突然慢下来。 远处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背着书包，从胡同口往这边走，脸生得白净，眼神又有些熟悉。老人盯了几秒钟，心里一闪：这孩子在延安见过，是家属队里的小同志，还是某位首长的孩子，只是一时记不起名字。 他赶紧把人叫住，从挎包里抽出一张纸，蹲在路边就写，字不多，歪歪扭扭，写完递过去，拜托孩子帮忙交给毛主席。男孩看清他，脱口就叫：“李叔叔。”这声称呼说明得很，孩子点点头，把纸条小心地塞进书包，从警卫身边大大方方走进了中南海。 毛主席那天正在办公室看材料，警卫送上一张小纸条，这种东西他见得也不少。展开一看，几句话刚扫完，主席就笑了：“原来是土佬来了。”一声吩咐，让门口的小战士去把人接进来。门外规矩没认出这个名字，主席一句话，把几十年前山河中的记忆又翻出来了。 纸条里写名字的人，叫李德才，一九零四年生在江西乡下。 家里穷得厉害，从小就扛活下地，连识字的机会都没有，一直是个“睁眼瞎”。他打小看惯地主耍威风，佃户在堂屋外低着头挨训，一年四季欠账，家里锅里能冒白气就算好日子。 对旧社会的苦，他没念过书，却懂得很透。 年轻时，他先拉着乡亲们弄了个农民自卫队，几杆旧枪，几根长矛，夜里轮流巡村，至少不让外头的土匪随便进来抢。 心里清楚，这点武装撑不起多大天，可好歹能护护乡里人。 二十六岁那年，彭总带部队打进他老家那一片。 那支队伍跟他见过的兵完全不一样，买东西给钱，说话有分寸，连屋檐下的鸡都不乱抓。李德才看了几天，心里就打定主意要跟着走，父母听说是这支队伍，也咬咬牙答应了。 进了红军，他从普通战士起步，因为有点枪上的底子，很快成了连里的机枪手。 平常他是个老好人，谁有事都爱来找他帮忙，到了战场上就变了，扛着机枪往前冲，守阵地的时候，敌人的火力一密，他就把枪架得更死，打得对面抬不起头。 大渡河那回，战友背着门板，他压着火力，硬生生把一条河打成了通道。 “土佬”这个外号，就是在队伍里长出来的。一次部队缴获敌军一批西装裤，他这种土里刨食的人，别说穿，连见都没见过。 看见裤裆前有个开口，还以为是方便上茅厕特意留的，晃悠悠就把裤子倒着穿上了。 营里的人看见，笑成一片，从那以后，谁见着他都喊“土佬”。他挠挠头，也笑。按他自己的想法，打仗够苦了，让大家笑一笑，也是本事。 新中国成立，枪声渐远，老战士一个个脱下旧军装，换上新岗位。 一九五二年，李德才从野战军副师长调到保定，成了军分区司令员。牌子是新挂的，人还是那股劲儿。 当地老百姓听说新来的司令员，是当年勇渡大渡河的老英雄，纷纷请他去讲革命故事。 机关要听，学校要听，工厂也要听。李德才只要抽得出空，能不推就不推。 只是有个难处，他的江西话重得很，怕听众听不懂，就提前把要讲的内容写成稿，交给主办单位，再请战友在旁边帮忙“翻译”成普通话。他在台上说得起劲，讲战斗的时候，手比划着河有多宽，讲到牺牲的战友时，会在台上停一停，台下的人安静得很。 每次讲完，掌声拖得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