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了不要骨灰，不要墓地，也不要通知亲朋好友，就悄悄地拉火葬场，烧成灰让火葬场

“我死了不要骨灰，不要墓地，也不要通知亲朋好友，就悄悄地拉火葬场，烧成灰让火葬场随便处理了，如果火葬场不接就扔垃圾桶”。说这话的人是李玲，那么她是谁呢？   （信源：《『国情讲坛』第27讲｜李玲：大时代新战略——健康中国》） 李玲出生于1961年，如今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她可不是普通的学者，还是国务院医改咨询委员，能直接参与国家医疗改革的相关决策，给国家提建议。 她的学历也很高，拿过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博士学位，还在美国马里兰大学拥有终身教职，简单说就是在美国有一份一辈子都稳定的工作，薪资丰厚、生活优渥，是很多人羡慕的生活。 可在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她得知国内医疗体系面临巨大考验，老百姓看病难、看病急，没有丝毫犹豫就收拾行李回了国，这一守就是二十多年，一门心思扑在医改研究上，从来没有动摇过。 作为深度参与医改的专家，李玲教授最懂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痛点，她知道普通人家攒点钱不容易，一场病可能就把家里的积蓄花光，甚至还要借钱看病。 2024年，已经年过六旬的她，特意装作普通患者“卧底”医院，只是简单的咽痛，医生就给她开了12项检查，最后账单下来将近3000块钱。 她当着镜头，把这份账单抖得哗哗作响，她愤怒的不是自己付不起这3000块钱，而是看到医疗资源的严重浪费，看到老百姓平时看病要被这些不必要的检查折腾，要花很多冤枉钱。 李玲教授这一辈子，都在算“明白账”，算医保的账，看看怎么能让医保钱花在刀刃上，不浪费；算老百姓看病的账，看看怎么能让大家少花钱、看好病；现在，她也算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笔账。 她提出医改要坚持公益性，反对医院只想着赚钱、逐利，积极推动国家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就是用全国这么大的医疗市场，以量大换价，逼着高价药降价，把药价里的水分挤掉，切实减轻老百姓的看病负担，这些年，很多高价药大幅降价，老百姓能买得起药、看得起病，背后都有她的努力。 在她看来，生前的过度医疗是一种浪费，死后的过度殡葬，更是没必要的消耗，完全是形式主义。 再通俗点说，现在城市里一块象样的墓地，价格早就突破一万块钱了，有的甚至更贵，比我们活人住的房子单价还高。 一场葬礼办下来，搭灵堂、摆流水席、请乐队，还要请人帮忙，前后要花几万甚至几十万块钱，这对普通工薪家庭来说，简直是脱一层皮，很多人哪怕借钱，也要把葬礼办得“风光”，就为了面子，这在李玲教授看来，全是没必要的折腾，既浪费钱，又浪费资源。 李玲教授之所以立下这样的遗嘱，和她的个人经历息息相关。她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见过国外的绿色葬礼，用可降解的材料安葬，很多顶尖学者死后，会匿名捐献自己的遗体，用于医学研究，不立碑、不办追悼会，不搞任何形式，尘归尘、土归土，简单又环保，既不占用土地，也不浪费钱。 而她回国后看到的，却是很多人攀比着办葬礼，比谁的墓地好、谁的葬礼隆重，完全忘了葬礼的本意是缅怀亲人，反而变成了互相攀比的场面。 很多人以为她是看破红尘，才会对自己的身后事这么“绝情”，其实不是这样的，她只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不通知亲朋好友”，是不想让那些远方的亲戚，为了参加她的葬礼疲于奔波、耽误时间；不想让朋友们为了随份子精打细算，增加经济负担。 不要骨灰、不要墓地，是不想占用国家的一寸土地，不想让自己的子女，为了处理她的身后事费心费力、背负负担，更不想参与这种攀比式的殡葬，不想自己死后还被形式主义绑架。 可能有人会疑惑，她作为北大教授、知名医改专家，功成名就，一辈子受人尊敬，怎么能接受自己死后，骨灰被随便处理，甚至扔垃圾桶？其实这正是她的“狠”，是对形式主义的狠，是对浪费的狠，这份狠劲，和她当年毅然放弃国外优渥生活、逆行回国的狠劲，和她顶着压力推动医改、反对医院逐利的狠劲，一模一样。 她一辈子都在坚持自己的原则，反对一切浪费和形式主义，哪怕是自己的身后事，也坚持做到极简，用自己的方式，践行着自己的理念。 她不是不爱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也不是不珍惜自己的一生，而是看得更通透、更务实。她知道，真正的缅怀，不是靠风光的葬礼和昂贵的墓地，而是记在心里；真正的体面，不是死后的铺张浪费，而是生前的所作所为，是为老百姓做了多少实事，是为国家贡献了多少力量。 她一辈子扎根医改，为老百姓谋福利，放弃国外优渥生活、卧底医院揭露医疗浪费，她的一生，已经足够体面、足够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