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常侍不死，能够发挥什么正面作用吗？ 史书多将十常侍钉在“祸国乱政”的耻辱柱上，张让、赵忠等人被视作东汉覆灭的罪魁祸首，可若跳出固有定论，假设他们未在公元189年的宫变中覆灭，是否能发挥些许正面作用？这份疑问，需扎根东汉末年的权力博弈，剖开皇权、外戚、士族三方纠缠的内核，方能找到答案。 东汉中后期，皇权早已沦为各方势力角逐的傀儡，外戚与士族交替专权，矛盾积重难返。从桓帝时期的曹节、王甫，到灵帝朝掌权的十常侍，宦官集团的崛起从非偶然，而是皇帝制衡外戚与士族的刻意布局。汉灵帝曾公然宣称“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这份近乎荒诞的信任，本质是外藩出身的他，在无根基依托下的无奈选择——士族豪强垄断仕途、掌控地方，外戚凭借皇后撑腰执掌兵权，唯有贴身侍奉的宦官，能成为皇权延伸的触手。 十常侍虽多有贪腐暴虐之举，却始终依附皇权，若得以存活，最直接的正面作用便是维系皇权存续，遏制外戚与士族的过度膨胀。灵帝在位时，何进凭借妹妹何皇后的身份跻身大将军，掌控北军五营，又拉拢汝南袁氏等士族，势力日渐滔天。十常侍与何太后早有羁绊，曾在何皇后毒杀王美人后全力劝谏，帮其保住后位，这份情谊成为制衡何进的重要筹码。若十常侍不死，不会出现何进独断专行、被袁绍裹挟的局面，能借何太后的信任，拆解外戚与士族的联盟，避免权力一边倒。 十常侍的存在，能填补宫廷与地方的沟通空白，缓和地方叛乱局势。黄巾之乱爆发后，朝廷虽派皇甫嵩、朱儁率军平叛，却因中央权力涣散、地方离心，平叛进程屡屡受阻。十常侍虽纵容亲属子弟盘剥地方，却也能借助遍布各州郡的亲信网络，传递中央政令、统筹粮草调度。史料记载，十常侍曾矫诏任命孙坚为长沙太守、刘虞为幽州牧，分别围剿区星、张举等人的叛乱，虽有揽权之心，却客观上推动了地方平叛，若其存活，可进一步协调中央与地方的联动，延缓乱世蔓延的速度。 更关键的是，十常侍不死能避免权力真空，阻止董卓入京这一灾难性事件的发生。何进被十常侍诛杀后，袁绍、袁术兄弟趁机率军屠戮宦官，两千余名宦官惨死宫中，导致宫廷宿卫体系崩溃，中央权力彻底真空。正是这份权力空白，让率军而来的董卓有机可乘，得以劫持少帝、掌控朝政，开启了诸侯割据的乱世。若十常侍存活，即便与何进、袁绍矛盾难解，也会维持宫廷权力的基本平衡，不会让京城陷入无主混乱，更能以皇权名义约束外兵入京，守住东汉中央政权的最后底线。 十常侍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存在权力纷争，这种内部制衡反而能避免单一势力独大。蹇硕作为西园八校尉统领，曾与何进针锋相对，却也忠于灵帝，意图辅佐刘协即位；张让虽贪权，却也曾因报恩庇护名士陈寔，展现出政治灵活性。若他们存活，内部的分歧会促使其相互约束，不会出现某一宦官独揽大权、肆意妄为的局面，反而能在皇权框架内，形成更稳固的权力缓冲，缓和朝堂矛盾。 当然，十常侍的正面作用始终是相对的，其贪腐暴虐的本性不会改变，无法从根本上挽救东汉的覆灭。但相较于他们死后出现的董卓乱政、诸侯割据，其存活所能发挥的制衡作用，足以延缓乱世的到来，为东汉争取喘息之机。他们的存在，是皇权衰弱下的特殊产物，是各方势力博弈的缓冲带，而非纯粹的“祸根”。 综上，十常侍不死，虽不能逆转东汉覆灭的大势，却能维系皇权制衡、协调地方平叛、填补权力空白，避免局势迅速恶化。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多受士族史料影响，难免有失偏颇，跳出“非黑即白”的定论便会发现，在那个皇权旁落、群雄逐鹿的时代，他们或许是维系东汉中央政权存续的最后一丝微弱力量，其正面作用虽有限，却不该被彻底抹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