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流落澳门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得知新中国成立后百感交集，主动写信请求

1949年，流落澳门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得知新中国成立后百感交集，主动写信请求重回组织怀抱，毛主席知道后表示回来可以，但有一个条件…… ​​包惠僧早年跟着陈独秀搞革命，1921年代表武汉地区参加了中共一大，后来大革命失败，他消沉了，脱离了党组织。 彼时的包惠僧在澳门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一家人靠着微薄的遣散费勉强度日，与当年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的风光判若两人。他站在澳门的街头，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心底的革命初心被重新点燃，过往的峥嵘岁月也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 这位曾被陈独秀亲自委派参加一大的革命者，早年间也曾为工人运动奔走呼号，在武汉组建党组织、参与编辑革命刊物，甚至与早年的毛泽东有过十余天的朝夕相处，畅谈革命理想。可革命的道路从非坦途，1927年的白色恐怖席卷全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的清党行动让革命陷入低潮。 包惠僧在夏斗寅叛乱中因工作失当受留党察看处分，心中的委屈与对革命前途的迷茫交织，再加上疟疾缠身错失南昌起义的跟随机会，多重打击下的他最终选择了脱离党组织。这一转身，便是二十余年，他曾投靠国民党担任公职，从参议到户政司司长，却始终在内心留着一块属于革命的角落。 1948年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包惠僧不愿随波逐流前往台湾，便举家迁往澳门，成了乱世中的漂泊者。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让他看到了回归的希望，他提笔给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写信发电报，字里行间满是忏悔，也藏着对重回革命队伍的渴望。 毛主席得知包惠僧的请求后，念及其早年为革命的付出，也考量到他对中共早期历史的了解，最终定下了回归的条件：如实交代自己脱党后的所有经历，深刻检讨自身的错误，向党组织交出一份坦诚的答卷。这一条件无关苛责，只为考验他回归的诚心，也为厘清那段特殊的历史。 收到中央的复电后，包惠僧的心中百感交集，他知道这是党组织给予的难得机会，1949年11月，他收拾行装从澳门出发，终于踏上了回到北京的路途。周恩来与董必武以老朋友的身份接见了他，一番长谈点醒了迷茫的他，也让他更加认清了自己的过往。 包惠僧回到住处后，连夜提笔写下长篇检讨，字字句句皆为真心，他坦言自己因立场不坚定脱离革命，投靠国民党的行为罪不可赦，也深刻剖析了自己在大革命中犯下的种种错误。这份检讨递上去后，中央最终批准了他重回革命队伍的请求，将他送往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 从一大代表到脱党者，再到重新回归的革命者，包惠僧的人生充满了起伏。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习时光，让他重新补足了思想上的钙，也让他坚定了为新中国建设出力的决心。学成之后，他被分配到内务部任研究员，后又调任国务院参事，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此后的岁月里，包惠僧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共早期历史的研究与回忆中，他以“栖梧老人”为笔名，写下了《二七罢工回忆》《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等多篇珍贵史料，为党史研究填补了诸多空白。这些文字里，有他对早年革命的追忆，也有对自己错误的反思，更有对新中国的热爱。 有人说包惠僧的人生是一场迷途知返的旅程，在革命的浪潮中，他曾因一时的迷茫偏离航道，却从未真正放下心中的信仰。新中国的成立为他点亮了归途的灯，而党组织的包容与原则，也让他有了弥补过往的机会，这便是革命的温度，也是原则的坚守。 包惠僧的经历也印证了，革命的道路上，理想信念的坚守何其重要。那些能在风雨中站稳脚跟的革命者，皆因心中有坚定的信仰，而一时迷失者，唯有真正认清错误、诚心悔改，方能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这便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启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