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女子患有卵 巢 癌，距离去世仅一个月，果断选择与第三任丈夫协议离婚，男方分得四处房产，价值逾千万。离婚前夕，女子悄悄布局身后事，先是将经营多年的三家公司股权，全部留给了相识十五年的商业伙伴。几天后，女子又亲笔写下遗嘱，指定这位朋友为自己两个幼女的第一监护人。弥留之际，女子又将总值约三千万元的存款与房产留给女儿，但管理权交给了商业伙伴的妻子，而母亲未获任何遗产，弟弟仅得一套房产。前夫无法理解，质疑这份遗嘱的合理性，坚称股权赠与应附带抚养义务，最终愤而告上法庭。法院判决出乎意料。 据悉，2016年，42岁的张先生在国外遇到了47岁的蒋女士，张先生原是国内某大学的特聘副教授，学识渊博；蒋女士则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女性，名下有多处房产和公司股权。 两人相恋后，于2017年在深圳登记结婚，这是蒋女士的第三段婚姻，而张先生则是初婚。 婚后，两人育有两个女儿，一家四口看似幸福美满。 然而，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不到七年。 2023年3月6日，就在蒋女士离世前不到一个月，两人签订《离婚协议书》并办理了离婚登记。 根据离婚协议，两个女儿均由蒋女士直接抚养，张先生无需支付抚养费。 财产分割方面，蒋女士名下深圳的三套房产、惠州的一套房产归张先生所有，蒋女士还需向张先生支付补偿款230万元。 事实上，在离婚之前，蒋女士已经对自己的身后事做出了安排。 2023年1月30日，蒋女士立下一份公证遗嘱，将其名下三家公司的股权及相应权益，全部遗赠给朋友王先生。 王先生是蒋女士合作了15年的商业伙伴，也是公司的负责人。 在这份遗嘱中，蒋女士写道：“我希望，在我去世后，王先生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照顾我的两个未成年女儿至成年，给予她们爱和关心、引导。” 离婚前一天，即2023年3月5日，蒋女士又立下一份自书遗嘱，指定王先生为两个女儿的第一顺位监护人，自己的表妹黄女士为第二顺位监护人。 在离世前几天，蒋女士再次立下遗嘱，指定王先生的妻子卢女士作为遗嘱执行人。 根据蒋女士的最后安排，价值约三千万元的多套深圳房产和存款由两个女儿继承，但要等到女儿22周岁时才能继承，遗产管理人是卢女士。 此外，蒋女士的弟弟分得重庆一套价值约150万元的房产，而她的母亲则未在遗嘱中获得任何财产分配。 蒋女士去世后，张先生才得知这些详细的安排。 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两个女儿的监护权问题，两个女儿是其与蒋女士的法定女儿，却将监护权交到了王先生手中。 在蒋女士去世几天后，两个女儿实际上交由张先生抚养，但这并未消除他心中的疑虑。 张先生认为蒋女士的遗嘱安排不合常理，特别是将大部分财产留给未成年女儿并由朋友之妻管理，而母亲却未分得分文。 张先生还提出，蒋女士曾患有精 神疾病，订立遗嘱时可能神志不清。 他提供了一份2017年的银行交易记录，附言备注为“蒋某某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补贴”。 不过，蒋女士在遗嘱中明确写道：“本人书写本遗嘱时神志清醒，本遗嘱是我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蒋女士在2015年至2022年间就诊12次，先后被诊断为“焦虑抑郁状态”“双相情感障碍““多动性障碍”。 2025年，张先生以自己和两个女儿的名义，将王先生和遗嘱执行人卢女士告上法庭，试图拿回股权、抚养费等。 张先生还暗示，如果蒋女士与王先生仅仅是同事关系，如此巨额的遗赠不具有正当理由，如果基于特殊感情关系，则既损害被继承人利益，又违反公序良俗。 面对这些指控，王先生和卢女士坚决否认，他们辩称，张先生主张的遗赠附义务无事实及法律依据。 他们还强调，多份遗嘱效力无冲突，遗赠行为合法有效，不违反公序良俗。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三十四条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第一千一百三十九条规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构办理。 法院指出，本案中，蒋女士所立公证遗嘱及自书遗嘱形式完全符合《民法典》规定，其虽曾有精神科就诊记录，但无证据表明立遗嘱时行为能力受限，遗嘱内容清晰、逻辑连贯，且经公证程序确认，故应认定为其真实意思表示。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四条规定，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 法院进一步指出，遗赠给王先生股权的公证遗嘱中希望其照顾女儿的表述，仅为情感寄托与道德指引，而非设立法律义务。 该遗嘱中明确载明无附加条件，且指定监护人的遗嘱并未与遗赠内容关联，本案不符合附义务情形。 此外，蒋女士将主要财产留给未成年女儿，符合常理，将其经营的公司股权遗赠给长期合作的伙伴，具有商业合理性。 法院认为，在无证据证明存在违反伦理道德的情形下，应尊重遗嘱自由原则。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张先生的全部诉求。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