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宋美龄和母亲去杭州玩，花了1.3万元，事后找浙江省政府报销，省主席张难先却拒绝了，还问蒋介石：“夫人的这笔开销怎么办？” 张难先是辛亥革命元老。 1930年，蒋介石请张难先出山，担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却被张难先拒绝了。 蒋介石没想到，自己亲自出面邀请，竟会碰个钉子。张难先这个人，在湖北老家种地读书，一副不同政事的模样。老蒋派人三顾茅庐，张难先直言：“我这个人脾气硬，不懂逢迎，只怕去了浙江，反而给蒋先生添麻烦。”话说得客气，意思却明白——他对官场那套应酬往来，打心底里厌烦。 越是请不动，蒋介石反而越觉得此人可用。那时节的浙江省政府，派系复杂，账目混乱，正需要个铁面无情的人去整顿。几番诚恳相邀，张难先总算点了头，但约法三章：用人行政，我得自己做主；财政开支，必须笔笔清楚；上面来人，恕我不搞特殊招待。 老蒋一一应允。张难先走马上任，第一把火就烧向财政。他亲自查账，追缴亏空，裁撤冗员，雷厉风行。浙江官场顿时风声鹤唳，不少人跑到南京告状，说他不懂变通，坏了“规矩”。张难先听到风声，索性在省府门口贴了张告示：“凡有贪腐情事，可直接向我举报；若有亲友说情，一并立案查办。” 这架势，摆明了是要做“孤臣”。 1931年春，西湖桃红柳绿。宋美龄陪着母亲倪桂珍到杭州散心。宋老太太难得有游兴，一行人游湖、登山、访寺，行程排得满满当当。接待的官员知道是蒋夫人和太夫人，自然极尽周到，吃住用度都是顶格安排。短短几日，竟花去一万三千大洋。 这在当时是个什么概念？当时上海一个熟练技术工人，月薪不过二三十元；一石大米（约150斤）才卖五块钱。这笔开销，足够普通人家舒舒服服过好几辈子。 行程结束，下面的人拿着账单，习惯性地送到了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心想这钱省里肯定得认。没想到账单刚递上去，就被张难先扣住了。 秘书战战兢兢地提醒：“主席，这是夫人那边的花销……”张难先头也不抬：“谁的花销，也得按章程来。政府预算里，可有游览招待这一项？”一句话噎得秘书不敢再言。 消息传到南京，宋美龄颇为不快。倒不是在意这笔钱，而是面子挂不住。很快，蒋介石的询问电报也到了杭州，语气虽委婉，意思却清楚。 换做旁人，恐怕早就顺水推舟，赶紧把钱报了，还能落个人情。张难先偏不。他亲自拟了封回电，把开支明细列得清清楚楚，最后写道：“此系私人游玩之资，于公帑报销无据。若由省库支应，则属挪用公款，难先不敢奉命。”不仅不报，他还反问一句：“夫人的这笔开销，究应如何处理？” 这话问得厉害。自己不肯报账，还把难题抛回给了蒋介石——你若是坚持要报，便是默许夫人挪用公款；你若说不报，那这钱该谁出？ 张难先的硬气，源于他对时局的清醒认识。那年头的官场，达官显贵借公务之名游山玩水、开销公帑几成惯例。今天给夫人报了账，明天部长的亲戚来了怎么办？后天道尹的朋友来了又当如何？口子一开，再想堵上就难了。浙江财政刚有起色，哪经得起这般折腾。 更深一层看，张难先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维护一种正在崩塌的准则。他是参加过武昌起义的老革命，当年提着脑袋推翻清廷，为的是建立清明的新政。如今革命成功多年，官场却比晚清时好不了多少，这让他深感痛心。在他看来，革命元勋更应自律，岂能带头坏了法度？ 蒋介石收到回电，沉默良久。据说他最后自己掏腰包补上了这笔钱，对张难先也未加责备。或许在老蒋心里，也明白张难先做得没错。乱世之中，敢如此较真、不给自己留后路的人，实在太少。 这件小事很快在政界传开。有人笑张难先迂腐，不识时务；也有人暗中佩服他的风骨。张难先自己倒很平静，照样查他的账，革他的弊。一年后，他主动请辞，挂冠而去，回湖北老家继续教书种地，终身不再出仕。 历史往往记住宏大的叙事，却容易忽略这些具体的坚持。张难先的拒绝，挡回去的不只是一万三千元账单，更是一种积习已久的特权惯性。在那个浑浊的年代里，这种不合时宜的“硬气”，犹如一点微光，虽不足以照亮整个黑夜，却让我们看到，总还有些人，记得初心是什么模样。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本文参考《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刊载的《张难先与浙江财政整顿》及相关历史人物年谱等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