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恩人来北京观礼,结果名额竟被人冒名顶替,毛主席看到来人后更是连连说道：你不是我的恩人！ 正当大家准备将冒名之人抓起来时,这个人说了一番话顿时令主席开怀大笑,并将他奉为座上宾。 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刚结束观礼，晚上国庆宴会接着开场。 灯光一亮，酒杯此起彼落，毛主席端着杯子挨桌致意，脸上挂着笑。 走到一桌前，他的脚步却慢下来。桌牌上写着“陈添裕”，旁边是个瘦黑的老农。 毛主席看人，又看桌牌，摇头说：“你肯定不是当年背我的那个陈添裕。我这么高，你要真背过我，脚早拖到地上了。” 这一句让桌边的人都绷紧了。 观礼名额层层把关，谁也不敢乱顶。 老农赶紧站起来：“我不是陈添裕，是他堂弟陈奎裕。他在家里有事走不开，让我代他来给毛主席问好。” 气氛一下子缓下来。 毛主席愣了一下，笑意回到眼角，放下酒杯，伸手握住他的手：“我在牛牯扑治病的日子，一直记着。那里的老乡，共和国不会忘。” 闽西永定县岐岭下山村牛牯扑，就是他口中那座小山村。 一九二九年前后，那地方接住了从红四军前委位置上退下来、身染疟疾的毛主席。 一九二八年，朱老总和毛主席部队会合，组成红四军。 队伍壮大，意见也多。一九二九年龙岩开会改选前委，毛主席落选，前委书记改由陈毅担任，他按安排到闽西休养。 那时他高烧反复。闽西特委考虑安全，把养病地点选在偏僻的牛牯扑，又抽出一个警卫连守护，带队的是还年轻的粟裕。毛主席用了化名“杨子任”，村里人都喊他“杨主任”。 陈添裕是村里的老农，参加过赤卫队。组织把杨主任安置到他家，他没多问，只看见人病重，就把平日舍不得吃的鸡蛋拿出来，熬粥煮汤，屋里整年是鸡汤和草药味。毛主席后来想起那二十八天，一直把这个院子记在心里。 养病时，他也到周围村子转，看看庄稼，看看赤卫队工作，跟乡亲聊几句。“山里住了个大官”的风声，就这样飘到了反动民团耳朵里。 一九二九年九月，反动民团头目胡道南、林蔚民得到消息，跑去向大埔县保安团通报，说山上有共产党的“大官”。九月十七日，胡、林带着十来个骨干，引着大埔民团六百多人扑向牛牯扑。永定这边群众基础扎实，很快有人翻山报信。 那时候粟裕带的一百多名战士，多数分散在外围，能立刻迎敌的只有五十来人。敌人人多枪也多，警卫连和赤卫队边打边往后撤，几名干部商量后，先护送杨主任转移，目的地选在更里头的雨顶坪。毛主席疟疾没好，腿脚发虚，根本跑不过追兵。 陈添裕和另一名队员抬了张竹椅，刚开始想抬着走。 山路窄，树木密，竹椅没走多远就被挂住，他索性把椅子丢在路边，弯腰让毛主席趴在背上，咬着牙往深山里冲。 牛牯扑到雨顶坪十华里，全是石头和荆棘。 他背着人一路几乎没停，鞋跑丢了也顾不上，只能赤脚踩着乱石向前。等把毛主席送到雨顶坪，他双腿一软，整个人栽倒在地，当场昏过去。 众人这才看见，他脚掌上扎满细刺，血和泥巴糊成一片。贺子珍看得直皱眉，让人把他抬进屋里，用缝衣针一根一根挑刺。屋子里很安静，只听得见针尖碰到刺的轻响。毛主席站在一边，说了一句：“多亏牛牯扑的陈添裕和乡亲们。” 那一晚，警卫连顶住追兵，第二天又有赤卫队赶来，毛主席被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 临走时，贺子珍从怀里取出三块大洋，要给陈添裕一点心意，他摆手不肯收，说杨主任是为穷人办事，自己出点力是应该的。 毛主席听了，从口袋里掏出小本子，把陈添裕和几名赤卫队员的名字写上，撕下一页写了几句，交给他，叮嘱等革命成功了，拿着这张纸来找他。 陈添裕不认字，也知道那是个宝贝，把纸折好揣在贴身衣服里。 后来战乱、搜查一轮轮压下来，这张字条终究丢了，成了他心上的一块石头。 毛主席在闽西休养时，中央“九月来信”送到，红军今后的路向说得很清楚。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他接到来信，离开闽西。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到长汀同朱老总、陈毅会合，十二月下旬召开古田会议，关于党和军队建设的许多原则，从那以后一步步立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时间到了第四个国庆。毛主席托福建省委发电报，请陈添裕来北京观礼。福建省委书记张鼎丞到永定，找到牛牯扑，把消息带到陈家门口。 陈添裕听说“杨主任”就是毛主席，人愣在屋里，嘴里反复念叨“没想到他还记得”，一边说一边抹眼，又提起当年的字条丢了，总觉得没脸去见。 他最终没到北京，原因说法不一。 有说那时他肺结核严重，经不起长途奔波，也有说家里媳妇临盆，他走不开，只好让堂弟陈奎裕代去观礼。哪一种更接近实情，今天很难说清，可以肯定的是，宴会上坐在“陈添裕”牌子旁的人，是堂弟，不是当年那个赤脚跑十华里的人。 天安门城楼下的灯光，把堂弟的脸照得发亮，也把三十多年前闽西山路上的那个背影照回众人眼前。 毛主席那句“脚早拖到地上了”，听着像玩笑，却把当年的生死之托点得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