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逃到香港的国民党中将张际鹏花光积蓄后，想去台湾却遭到拒绝，穷困潦倒之下，他只得写信向黄埔一期同学袁守谦求助。 咱们把目光稍稍拉远一点，看看当时的香港。那会儿的香港聚集了一大批逃亡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简直是一个巨大的荒诞剧场。手里有权的，变着法儿捞钱；有钱的，变着花样作死。在这片殖民地，没人在乎你以前带过多少兵，只看你口袋里有几个大洋。 你看那位江西有名的大员熊式辉，为了逃往南美，居然花了500美元去找黑市买护照。结果拿着假货去签证，直接被香港移民局的英国帮办给拘留了，面临严重的伪造文书指控。最后花重金请了香港大律师罗文锦辩护，交了3000港币罚款才免了牢狱之灾。还有那位湖南老牌军阀刘建绪，手里捏着香港复兴银行的执照，却因为自己是“土包子”不懂金融，硬生生把这块值钱的招牌贱卖给投机商人，拿着十几万港币跑去巴西苟延残喘。 更有甚者，拿着老百姓的血汗钱在香港大肆挥霍。青海马家军的“大阿哥”马步青，通过陈纳德的民航队抢运出惊人的黄金美钞。到了香港后，他在花园道盖豪华公寓，开着漂亮汽车逢马必跑，还大把大把地收罗最顶级的钻石，过着纸醉金迷的腐化生活。而在辽沈战役中死里逃生的新一军军长潘裕昆，把几十万美元的巨款投进复兴银行吃利息，结果银行倒闭，几十万美金化为乌有，气得他天天在荔枝角街头一个人游荡，灰心丧气。最惨的要数余程万，搜刮了大量钱财想在香港安度晚年，结果树大招风，被三个持枪悍匪摸进家里。在随后的警匪交火中，这位昔日的抗日名将居然成了盗匪挡子弹的肉盾，在乱枪中当场丧命。 跟这些同僚相比，张际鹏走的是一条更加憋屈、更接地气的下坡路。他当军长的时间短，本就没搜刮到多少油水。到了香港，回台无望，极度苦闷之下，他染上了打麻将、赌扑克的恶习，试图在牌桌上麻痹自己。坐吃山空这个词，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不到两年功夫，本来就不厚的家底就被折腾得干干净净。 人到了绝境，就容易病急乱投医。为了翻本，也为了寻找生路，张际鹏居然想用手里最后一点钱去搞投资。香港那可是个人吃人的商业丛林，张际鹏一个打半辈子仗的粗人，哪里懂这些弯弯绕绕？很快，他就被当地的骗子把老本榨了个精光。 这一下，生活彻底揭不开锅了。因为在九龙市区实在混不下去，张际鹏只好带着全家老小搬到郊区元朗附近的乡下躲债谋生。从这时候起，张际鹏算是彻底跌入了社会最底层。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国民党中将，为了弄口饭吃，居然沦落到去香港的码头上出卖体力干苦力。他那原本养尊处优的妻子，也只能忍气吞声地去街边餐馆里给人刷盘子洗碗。 即便如此，一家人的生活依然难以为继。他的几个子女全部辍学，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的大女儿迫于生计，早早嫁给了一个香港的穷酸小说作家，全靠女儿偶尔的接济，一家人才能勉强苟活。那个时候的张际鹏，每天下工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破屋，唯有长吁短叹。生存的重压早把这位将军的脊梁压得粉碎。 熬到了1954、1955年左右，张际鹏实在扛不住了。什么面子，什么将官的威严，在饥饿面前全是一文不值的废纸。他翻出旧通讯录，开始厚着脸皮给台湾的旧相识写信求救。 他把全部希望押在了当年黄埔一期的老同学袁守谦身上。此时的袁守谦早已今非昔比，正高高在上地担任着台湾“国防部”次长的要职。张际鹏在信中声泪俱下，把一家人在香港做苦力、刷盘子、几近饿死的惨状和盘托出，哀求老同学无论如何在蒋介石面前美言几句，给兄弟一家发个入境证，哪怕去台湾讨饭也认了。 收到信的袁守谦估计也是百感交集。同是黄埔一期出身，曾经都在老蒋面前拔剑起誓，如今命运的参差竟如此残酷。经过袁守谦等人在上层的一再斡旋与求情，加上时间冲淡了老蒋当年的怒火，终于，在1955年6月，台湾方面松了口，批准了张际鹏全家的入境许可。 拿到那张薄薄的入境证时，张际鹏恐怕早就老泪纵横了。他带着一家老小，像逃荒一样仓皇飞往台湾。等待他的会是重新重用吗？当然不可能。到了台北，等待这位昔日军长的，只有一纸冷冰冰的“铨叙少将退役”命令，以及每月区区四十二美元的退役金。 这点可怜的薪水在台北市区根本无法立足。张际鹏别无选择，只能跑到台北郊外租了一间破旧的农舍，带着家人彻底隐入尘烟。昔日战火纷飞里的雄心壮志，全化作了农舍前的几缕炊烟。1970年，张际鹏在这个无人问津的角落里默默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