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我当过无线电修理工，那时候我干活的地方叫无线电修理部，那里有五个人，就我一个女修理工。那个修理部要多乱就有多乱，到处堆着大大小小的等待修理的半导体收音机，还有一些电子管黑白电视机，屏幕有12英寸的，更多的是9英寸的。 刚去的时候，师傅们看我的眼神都带着怀疑。老周头把沾满焊锡的袖子往上一撸，说：“丫头，这活儿不是拧螺丝那么简单，电路板上的零件比芝麻还小，手一抖就废了。”我没接话，蹲在地上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外壳锈得厉害，螺丝刀拧下去直打滑。 那是台上海产的经典款，调频旋钮早没了纹路，我用砂纸磨了半天才露出金属光泽。师傅们凑过来瞧，见我把线路板上的电解电容一个个测过去，没漏掉一个鼓包的，老周头才把工具箱往我这边挪了挪。 那时候的修理部是个大通间，冬天靠煤炉取暖，夏天闷得像蒸笼。我总坐在最里面的小马扎上，面前摆着万能表、电烙铁和一堆散件。隔壁修电视机的王师傅爱喝浓茶，茶叶渣子顺着桌缝掉到我脚边；学徒小刘总偷摸看武侠小说，被师傅发现就慌忙藏到电视机壳后面。 最热闹的是周末，街坊们抱着坏了的电器排成长队，有人的牡丹牌收音机里还卡着半张《参考消息》，有人的金星牌电视开不了机，屏幕只映出自己模糊的脸。我得一边听他们念叨“这可是结婚时的陪嫁”，一边在密密麻麻的元件里找断点，汗滴在电路板上，得赶紧用袖子擦，不然会留下水印。 有回修一台飞乐牌半导体，客户是个戴眼镜的中学老师，说这收音机是他父亲留下的。我拆开一看，中周变压器烧黑了，这种老零件早停产，得从报废的机器上拆。翻遍仓库角落，终于在一台14英寸的飞跃牌电视里找到匹配的。换好零件试机，沙沙声消失，评弹节目里的琵琶声清亮起来。老师攥着收音机直点头，说“比新的还好用”。那天收工早，我摸着发烫的电烙铁想，这活儿虽然脏累，可每修好一样东西，就像给旧时光续了命。 后来厂里进了批进口彩电，修理部开始学集成电路维修。我跟着技术员去市里培训，回来教大家用示波器。老周头一开始嫌麻烦，说“还是老法子快”，结果修一台索尼彩电时，怎么都找不到故障点，我拿示波器一测，发现是色解码块虚焊，补焊后画面立马正常。 他挠着头笑：“还是你们年轻人脑子活。”再后来，半导体收音机慢慢没人修了，大家都用上了随身听，修理部的货架上开始出现松下、东芝的录音机，再往后就是VCD、DVD。我们五个人里，小刘考了电工证去了建筑公司，王师傅退休带孙子，就剩下我和老周头守着越来越冷清的门面。 现在想想，那段日子教会我的不只是技术。在满是焊锡味和旧零件的环境里，我学会了跟不同人打交道——有急着要修好收音机听新闻的老干部，有怕花钱舍不得换零件的工人，还有把坏电器当宝贝的收藏家。他们把信任交给我，我得对得起那台机器背后的故事。有次修完一台熊猫牌电视，客户硬塞给我两个煮鸡蛋，说“看你蹲在那儿半天没动地方”。那鸡蛋还带着锅气，我揣在兜里，下午修机器时焐得手心发暖。 后来我转行做了技术管理，可每次路过电子市场，看见那些老式收音机，还是会停下脚步。它们不像现在的智能设备，连个开关都找不到，可每一道划痕、每一处焊点，都是有人用双手一点点修出来的。我们那代修理工，修的不只是机器，是别人对旧物的感情，是那个物质不丰裕却愿意为一台收音机跑三趟修理部的年代。 如今修理部早就拆了，变成了快递驿站。老周头前年走了，走前还念叨着当年修过的那台红灯牌收音机。我有时候会想，如果那些被修好的机器还在，会不会在某个老房子的窗台上，正放着咿咿呀呀的评弹，或者播着《新闻和报纸摘要》？那些声音穿过三十多年的时光，大概还能找到当初修它们的那个人吧。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