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期，哪里来的钱维持部队生存？ 石城县那座靠山的小房子，早看不出当年的样子了。 那时门前几块青石被踩得发亮，屋后山坡被人悄悄刨开过一道口子，木箱一口口埋进去，又一层泥土盖上。村里人只听说，那是红军的“命根子”，谁都不敢多问。 一九三四年夏天，长征还没动身，中央苏区已经开始为这一仗攒家底。 六月到八月，干部挨家挨户动员，铜器从灶台和箱底翻出来，收了八万多斤。打过仗剩下的弹壳，一万多斤装筐送进兵工厂。仓库里堆着十四万发子弹和一万多斤白硝，厂里的炉火几乎没熄过。被毯两万多床，棉花近十万斤，草鞋二十多万双，从各个乡村往苏区集中，地下交通线还源源不断往里送药品。 钱这头，算盘打得更紧。 苏区财政部在毛泽民手里，干的是“挖浮财”的活。苏区推行“节约三升米”运动，号召大家省出几碗米支援红军，对地主富农还要征粮收租。该收的一九三四年税收提前收，钨矿开采往上推，把矿石变成现钱。最招眼的是对官僚地主动刀。那时这些人压着百姓，欠租欠粮一大堆。毛主席下令没收他们的钱财，分给穷人，还带着干部帮人盖房、收粮。红军进村吃饭住屋，坚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规矩守得死紧。 人心慢慢偏了过来。有的老人把攒了半辈子的银元交出去，有的媳妇从箱底摸出金银首饰，还有人咬咬牙连珠宝一起捧给苏维埃机关。零零碎碎合起来，上百万元银元、金银和珠宝躺进账本。粮食一百三十万担被集中起来。长征出发时，留下一部分给乡亲做口粮，其余跟着队伍上路。 石城县那座靠山的小房子，就是这股钱粮中的一块压舱石。毛泽民把筹来的资金分成两路，一路当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发展基金运往瑞金，一路送到这里，在屋旁山坡挖洞，把箱子一只只塞进去。军费入库时，账面上写得很巧：黄酒记成黄金，白酒记成白银，外人看不懂，自己一眼就明白。洞口封好，守卫还要换班，用一批新人接上一批老人，这地方成了红军的秘密小金库。 等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战局压过来，突围成了唯一出路。 小金库被重新打开，箱子抬出洞口，分成六十多副担子，扁担挑在二百多名运载员和一百多名官兵肩上。那时粮食已经很紧，很多战士走路都脚虚，扁担压上去，人被压得弯腰驼背，肩膀被木头磨破皮，血水和汗水黏在军装上。 路上有过争执。毛主席劝着大家，把铸币机、纸张、油墨扔掉一部分，先保住人，工具以后还可以再搞。挑担子的战士死活不松手，说这些东西是以后印钱发饷的底，丢了心里不踏实。队伍在山沟里一拐一拐往前挪，扁担越来越沉，谁也没把那几样东西甩在路边。 三个月过去，队伍终于钻进遵义城。 很多战士已经瘦得脱了相，腰间皮带一掐一大圈褶。短暂休整一开始，毛泽民翻账，发现问题又来了：战士的伙食津贴只有一角三分钱，那点钱加上一路扛来的军费，顶多撑一阵子。吃饭、买草鞋、买油盐，全都要钱，光靠扁担上那点家底不够用。 这时候，地方军阀王家烈的盐行成了一个突破口。 盐是老百姓离不开的东西，可当地交通不顺，盐多从外地驮进来，中间一层层加价，穷人只能望盐兴叹。盐行落在红军手里，盐价拉下来，街头巷尾热闹起来。盐有了，还得有票子在手里转。毛泽民盯着这一点，拿出“红军币”，让老百姓用这种纸去买盐，红军再用这种纸去收粮、买布、换油盐酱醋。 纸币在遵义城里来回打转，变成一包包盐和一袋袋粮。战士拿着“红军币”，总算可以添双草鞋，买点干粮，也能给自己补一补身子。对百姓来说，手里那张纸能换盐、换吃的，比听多少话都踏实。那几年全国各地纸币乱飞，哪家票子硬，要看能不能换出真东西。遵义城里这条小小的“钱路”，一点点把人心拢到这支队伍身边。 问题还没完。队伍准备离开遵义时，有人开始犯嘀咕：红军一走，“红军币”算不算废纸。毛泽东心里清楚，如果不管不问，吃亏的是老百姓，于是在城里几条要道设了兑换点，让群众把手里的“红军币”换成银元、换成盐和粮。有人拿着一把纸，换走满满一袋东西，也有人只换一部分，把几张票子悄悄揣在怀里，说要留着作纪念。 长征这一路，钱从哪来，线头拎出来，也就那几股：苏区提前存下的，官僚地主那里挪过来的，矿山里刨出来的，老百姓掏心掏肺送出来的，还有扁担和纸币在路上省下来的。 看上去是银元、金条、纸票在流转，实打实撑着这支队伍往前走的，是纪律，是信用，也是那一茬茬愿意把肩膀和口袋都押上去的人。 雪山草地后面，那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多出了一层意思：没了人心里的那点信任，再多家底也扛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