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连任三届中央委员，被毛主席13次接见，1977年降为副厂长 九十多岁的尉凤英，现在提起过去，嗓音不高，话也不多。熟人去看她，她常坐在窗边的椅子上，慢慢说一句：“咱没整过任何人，也没帮任何人去整人，没给自己办过什么事。”语气平平，像在交代一桩普通小事。 她的起点一点都不体面。 1933年6月，出生在辽宁抚顺，父亲走得早，兄妹三个跟着母亲熬日子，吃穿都紧巴，日子能过下去，已经算不错。新中国成立后，家里才慢慢有了盼头，粮票攒一攒，孩子还能多吃两口。二十岁那年，她进了沈阳七二四厂，当上机械工，穿上工作服，走进车间，心里觉得算是有了靠得住的活路。 车间里吵吵嚷嚷，铁屑飞溅，别人一天盼着下班，她反倒琢磨机器。 进厂第一年，她摸索出来两项技术革新，用了八个多月就把全年任务完成。那台老冲床，本来要工人一件件手工送料，手一慢、脚一乱，效率就掉下去，还危险。她盯着看了好几天，把送料环节改成自动的，工人省劲多了，产量一下子翻了五倍。 到了六十年代初，她又盯上纱锭轴承垫圈这道工序，别人嫌脏嫌累，她琢磨流程，改完之后，整体功效提高到原来的十四倍。 从1957年到1965年，她和同伴们一块干，技术革新累计七百多项，算下来的直接经济价值一百八十五点五万元，在那个年代是扎扎实实的一大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生产任务，被硬生生压缩到一年多一点就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在他们厂里用了四个月就交了卷。车间黑板报隔三岔五写她的名字，厂里开会也总把她拉上台。 久而久之，“小尉”这个称呼，已经带着半分敬意。 真正让她的名字出现在全国面前的，是1964年的那次北京之行。第三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周总理向毛主席介绍来自东北的劳模，排在其中的一位，就是从七二四厂来的尉凤英。毛主席握着她的手，问她多大了，在厂里干什么活，家里几口人，生活怎么样。 第二天，两人握手的照片登上《人民日报》头版，报纸一传一传，“毛主席的好工人”这七个字跟着走红。很快，她被正式授予这个称号，和“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毛主席的好干部”焦裕禄并排挂在墙上。 荣誉一块块往身上压，职务也跟着往上抬。1968年5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挂牌，三十五岁的她，从七二四厂工人工程师的位置，被任命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级别到了副省。省委里有了她的名字，中央委员会的名单上也多出一位女工人出身的委员。后来，她先后在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会担任委员，在十一届中央委员会担任候补委员，算起来连任三届。车间里的同事常用半开玩笑的语气说，这下真成“中央的人”了。 她本人对这些名头并不那么上心。她嘴里常说一句话，大意就是职务是特殊时期的安排，自己归根到底还是工人。这个态度落在生活细节上，味道就更清楚。当上省革委会副主任后，机关给她准备了一套市区四居室的单元楼房，条件不错，又给她配专车，照着当时的标准一点不算低。她看了看，摆摆手不接，一家九口照旧挤在厂里两间平房里，不到二十个平方，屋里柜子、床、桌子一放，转身都要侧着身。车停在单位，她上下班继续坐公交，身边人替她着急，她就笑笑，说坐车挤一挤也挺好。 官场上不走门路、不讲场面话，对很多人来说是“不会来事”。在沈阳工作那几年，担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毛远新，也住在这座城市，按常理，登门拜访一下，多少算礼数，她一次都没去过。去北京开会，有人爱往钓鱼台跑，她觉得那地方不属于自己，脚步就没踏进去。这样的选择，在当时不算聪明。 1973年5月，她被免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调整到省妇联工作。表面看，是换个岗位，实际上已经离开决策核心。一年后，又被安排离开原单位，到中央党校“进修”，从高位回到课堂，听课、记笔记，学习文件，节奏慢下来。1977年9月之后，她回到辽宁基层，从机关回到企业，重新围着生产计划和职工生活打转。 1980年以后，她在航天部沈阳一三九厂担任副厂长，又兼任工会主席，一直做到1993年退休。名义上是副厂长，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更在意的是工人的收入、车间的安全、设备的状态。有时有人把她当作“落下来”的干部，说起“连任三届中央委员”“被毛主席接见十三次”这些经历，她自己不愿多摆，转头就讲厂里某个班组的节能小点子。 从省级领导到副厂长，从中南海的小院回到厂区的平房，职位在一条斜线往下走，她对自己的要求并没有低下去。退休之后，她参加不少公益活动，去学校、社区讲老工业基地的故事，劝年轻人把手里的活干扎实。听众里有的只当普通报告，有的知道台上说话的老人，曾经是报纸头版上的“毛主席的好工人”。 岁月一晃，尉凤英已经九十多岁，离开政治舞台很多年，也渐渐淡出公众视线。偶尔有人登门请教，她照样坐在小屋里，一字一句地讲，很少替自己辩解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