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蒋介石得知戴笠的儿子被枪毙后，命令毛人凤把戴笠的后人接到了台湾。等到了台湾后，他们母子三人受到蒋介石的接见，照片上右一为戴藏宜夫人郑锡英，左一为戴笠长孙戴以宽，蒋介石前面站着的是戴笠小孙子戴以昶。 戴笠1897年出生于浙江江山保安乡保安村，本名戴春风，字雨农。他早年参加浙军，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之后跟随蒋介石从事情报工作。1932年他在南京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这个机构后来发展成军统局，他实际负责局里事务，成为蒋介石情报方面的主要助手。抗战时期军统局开展多项情报和行动，戴笠对内部管理和执行要求严格，也因为这些手段留下不少争议记录。1946年3月17日他从青岛飞往南京的飞机失事，戴笠当场身亡，那一年他49岁。 戴藏宜1915年出生，是戴笠和原配毛秀丛的独生子。他小时候父亲在外忙碌，主要由祖母照料。1932年从江山小学毕业后进入上海大同大学读书，但没有完成学业就离开学校。回到家乡后他担任小学校务主任和乡长职务，1940年通过父亲安排进入军统局，升至少将专员，还兼任中学校长和银行董事长。他在这些职位上依靠父亲关系处理事务，行为方式和戴笠的严谨风格不同。1949年国民党撤退时他试图离开大陆，在福建被拦截后押回上海，1951年1月在江山保安乡被处决，当时36岁。 戴藏宜和妻子郑锡英一共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儿子分别是长子戴以宽、次子戴以宏、小儿子戴以昶，女儿戴眉曼和小女儿戴璐璐，其中戴璐璐寄养期间夭折。戴藏宜被处决后郑锡英带着孩子生活，先在娘家衢州短住，后来搬到上海。1953年初戴藏宜处决的消息通过情报渠道传到台湾，蒋介石得知后召见毛人凤，下令安排把戴笠后人接到台湾。毛人凤接到指示后选派特工黄铎执行任务，黄铎和当地潜伏人员陆秉章等人配合。 黄铎等人先找到郑锡英在上海的住处，为她准备新身份沈凤英，安排假证件。1954年1月7日郑锡英带着戴以宽和戴以昶从上海乘火车南下广州，途中多次经过检查站，户口和证件问题让戴以宏无法同行，只能留在大陆。到达广州后他们继续转到香港，再乘船抵达台湾。这次转移行动由保密局人员接应，过程严格保密，只带出郑锡英母子三人。 郑锡英和两个儿子到台湾后不久，蒋介石在官邸安排接见他们。合影时郑锡英站在右侧，戴以宽站在左侧，戴以昶站在蒋介石前面，这张照片记录了当时的安排。蒋介石下达这个命令主要是考虑到戴笠过去在情报工作中的贡献，想对他的家人有所安置。郑锡英到台湾后获得住所和生活支持，不再参与政治活动。 戴以宽在台湾完成基础教育后进入大学学习企业管理，毕业后前往美国继续深造，获得学位后留在美国从事商业工作，结婚生子，生活逐步稳定。戴以昶在台湾读完东吴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华贸易开发公司任职，每天处理企业事务，也结婚成家，过上普通职场日子。郑锡英晚年在台北居住，得到基本照顾，2011年去世时98岁。 留在大陆的戴以宏因为证件问题没能随母亲离开，1956年负责照料他的特工被捕后，他进入孤儿院接受教育。之后他被分配到合肥一家纺织厂工作，每天操作机器，后来转到安徽枞阳农场，担任拖拉机手和修理工。他在农场安家，结婚后生有一个女儿，日子过得平凡踏实，60年代家庭背景接受核查但没有太大影响。 戴藏宜的女儿戴眉曼被戴笠旧厨师汤好珠收养，改名廖秋美。她在养父母家学会持家，1960年和汽车厂工人谢培流结婚，婚后育有两子一女。她在工厂上班直到工厂关闭，一直做普通工人，生活保持平稳，没有卷入额外事务。1991年两岸交流开放后，戴眉曼先到台湾看望母亲郑锡英，母女时隔多年重逢。 戴以宏也在1991年5月24日到台湾探亲，和母亲郑锡英以及兄弟姐妹见面，这是他们一家40多年后第一次团聚。那时候郑锡英身体已经不太好，躺在床上和子女聊天，回忆过去的分开经历。戴家后人就这样分居两岸，各自在不同环境里继续生活，血脉延续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