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五重间谍袁殊被76号逮捕，李士群要他招供，谁知他一点不慌，反而淡定地对李士群说：“我的身份，岩井英一知道，你打电话问他吧 1939年的上海，正值战火纷飞、暗潮汹涌的时候。极司菲尔路76号，那是汪伪政权的心脏地带，谁被带进那里，大多凶多吉少。 袁殊，这个名字在当时的江湖和谍报界颇具分量，他在特务、日伪、军统、共产党之间周旋，脚下像踩着钢丝。 袁殊的出身并不优越，从湖北蕲春到上海，他一开始不过是个印刷学徒，穷得常常借住朋友家。但他不安于现状，靠自己的本事混进文化圈，不仅参与左翼刊物编务。 还报道过“左联五作家”事件，这让他被更多人注意。时间推到1931年，他被秘密招入中共特科，从此命运彻底转折。 袁殊做情报工作有自己的一套。他利用和贾伯涛的亲戚关系混进了国民党中统系统，甚至成为情报股的负责人。随后的日子，他用记者的身份频繁拜访日本领事馆。 又通过青帮的关系和杜月笙搭上线，最终再被军统戴笠吸纳为少将组长。这种多重身份，让袁殊成了情报战线上的“全能型选手”，不同行道的人都觉得他是自己人。 但袁殊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的，是虹口海军仓库爆炸案。当时日军仓库戒备森严，巡逻不断，非常难以渗透。他通过调查，发现唯有一名中国伙夫可以自由出入。 他便让手下在南瓜、冬瓜里安放炸弹，让伙夫把这些食物当成例行采购，乘三轮进了仓库。装置一引爆，仓库一下化为废墟。 日军对此既愤怒又不得不掩盖，舆论只字不提内部破坏，这件事一度成为地下抗日的经典案例。案发不久，袁殊的运气转至下坡。 原本与他合作的上海军统负责人王天木叛变，把他的情报线全盘交出，这让李士群盯上了他。袁殊被76号带走时，已然清楚自己凶多吉少，还被搜出了他精心绘制的76号地形图。 面对李士群一连串审讯和威逼，袁殊却没有慌乱。彼时日本势力分为军方和外务省，李士群的靠山是军方，而袁殊和外务省副总领事岩井英一关系更为密切。 袁殊其实是赌岩井不会舍弃他，因为他除了会搞情报，还能编文章，能左右外部宣传，是日本人“以华制华”策略的例证对象。 李士群虽然想立功，但不敢贸然得罪外务省。消息传到岩井英一处，他果断出面要人，甚至亲自到76号表达强硬态度。最终李士群选择让步，袁殊得以从监室走回大街上。 从某种角度来说，是多个阵营之间的利益角力给他带来生机。离开76号时，袁殊表面上成了日本外务省的写手，受命撰写所谓《兴亚建国论》，要在舆论上替日本“美言”。 但袁殊按照潘汉年的指示，化名“严军光”发表文章，里面巧妙暗藏了“潘汉年委托，为河山重光”的心迹。这篇文章在外人看来。 是检讨过去、表达新立场，实际上却是地下情报工作的一环。在接下来的岁月，袁殊继续在日伪、军统、共产党之间收集情报并输送出去。 正是通过他的渠道，中共中央及时拿到日本“南进”战略的重要情报。这些资料帮助相关决策者制定对策。袁殊的活动，没有留下公开的炫耀，但被多方认定是极具价值的线索来源。 抗战结束后，袁殊差点获得军统更高的职位。等到局势东变西移，他又悄悄前往解放区，换名“曾达斋”。后来因为潘汉年案，他被关进牢狱，时间长达二十年。 出狱时，亲人甚至曾怀疑过他的身份。但袁殊始终没有过更多解释。几十年后，他被平反，一生的秘密才陆续被公开。 袁殊在上海留下的种种痕迹，都沿着历史的缝隙被还原，每一个关键时刻，他总能游走在刀口之上。而像他这样的人，只能默默承担风雨，很难被外人一眼看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