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巴金病情恶化，身心极为痛苦。他那时已95岁，不愿再活，拒绝治疗，拒绝手术，请求“安乐死”。子女已同意，可“上面”经过“研究”后表示不许可，于是继续各种精密“治疗”。 巴金出生于1904年，在四川成都一个传统家庭长大，早年接受私塾教育，对封建制度产生不满。1920年进入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西方语言，接触新思想。1923年离家到上海和南京求学，1927年赴法国留学，期间完成首部长篇小说，并在1929年回国后定居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1934年至1935年旅居日本。抗日战争期间，他编辑报刊，推动文化活动。1944年与萧珊结婚。1949年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推动文学交流，一生创作大量作品，包括小说和散文，推动中外文学互动。他的经历反映出知识分子在时代变迁中的适应与贡献。 巴金晚年健康问题始于帕金森症，行动不便，手部颤抖。1994年，他取书时不慎导致胸椎压缩性骨折，住院治疗。那时他已91岁，首次向家人表达安乐死意愿，认为长寿无益。1995年，友人夏衍去世，他再次提及类似想法，希望避免无谓抢救。进入1999年，病情加重，高血压和慢性气管炎并发肺炎，导致急性呼吸衰竭。他入住上海华东医院，从此未出院。手术前，他明确表示不愿用药，寻求安乐死。子女理解并同意，但上报后未获许可，医院坚持精密医疗，包括输液和监测设备。他的反应显示出对延续生命的无奈，觉得这增加负担。 医疗团队采用多种手段维持巴金生命，如呼吸机辅助和药物控制感染。1999年事件后，他多次重申安乐死要求，甚至对家人表达不满，认为不被尊重。他视长寿为惩罚，早年文章中曾希望活到40多岁，却活到高龄。医院环境虽优越，但病痛反复，帕金森症加剧肌肉僵硬。子女轮流陪伴，社会关注其健康，但他的意愿未实现。这反映出当时对安乐死的态度，缺乏法律支持，强调生命延续。他的情况类似其他老人，如钱钟书，晚年卧床多年，无表达能力。 巴金的安乐死请求源于对无用之身的自省。他一生见多死亡，亲友离世加深孤寂感。1998年，他表达希望骨灰撒海，与妻子团聚。1999年后，病情反复，呼吸道感染频发。2000年起，帕金森症恶化，影响进食和活动。医院报告显示，他体重减轻，需依赖设备。社会视他为文化象征，探访频繁，但忽略个人痛苦。他的经历推动对临终关怀的讨论，虽未立法，但引发公众思考尊严死。 进入2004年，巴金肾功能衰竭，一度危重，经抢救稳定。腹腔积水确诊间皮细胞瘤，增加并发症。10月，胃出血和腹腔大出血，确诊恶性肿瘤。医院尽力治疗，但他的意愿始终未变。2005年10月17日，他逝世，享年101岁。遗愿包括不需悼词，只求安静，但追悼会仍举行，贾庆林、陈良宇等出席。他的离世标志一个时代结束，留下对生命质量的反思。 巴金的晚年经历揭示高龄知识分子的困境。帕金森症从1994年起持续影响，骨折后行动更难。1999年住院成为转折，精密治疗虽延长寿命，却未解决痛苦。他多次请求安乐死，源于对社会负担的顾虑。子女同意但外部因素干预，这体现了医疗决策的复杂性。他的情况并非孤例，许多老人面临类似选择，却受传统观念制约。他的故事接地气地提醒大家，生死事关个人尊严，而非外力强加。 安乐死话题在巴金事件中凸显。1994年首次提出后，他反复表达，手术时直接对医生说起。1999年病重时，更强烈要求，但医院坚持抢救。子女虽同意，却无法执行。这反映出家庭与制度的张力。他的长寿虽受尊重，却带来折磨。社会开始讨论缓和医疗，但当时无成熟体系。他的经历像一面镜子，照出对老人权益的关注不足。 巴金逝世后，其遗产包括推动文学馆建设和散文集。他的晚年病史记录显示，1999年至2005年，医院投入大量资源维持。帕金森症并发多种问题，如感染和肿瘤。他的请求虽未实现，却激发对安乐死的公众议论。一些文章记载，他清醒时常感叹无用，体现知识分子的自省精神。这段历史接地气，提醒人们重视老人意愿，避免一味延长生命。
